張玉強也是一位成熟的官員，也是位比較睿智的官員。他很清楚李曉寧話雖說的比較直接，不大好聽，但是說的卻是一點兒也不錯。開發區這盤棋到目前來說確實是要走死了。但是他更加明白，這絕不僅僅是張輝一個人的問題，甚至也不是薛國平的問題，這裏麵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
張玉強跟李曉寧不同，李曉寧從畢業之後就跟坐火箭似的，噌噌地就幹到了正處級。他張玉強確實從村官一步一個台階地走到開發區區委書記這個副廳級的崗位上的。他的經曆要比李曉寧豐富的多，所以他更加清楚這其中無可言告的悲哀了。
全國的官員們都在拚命的上馬政績工程，別說是張輝，換成任何一個幹部，可能都會那麼做。甚至包括李曉寧，誰又能說他當年搞的生態新區不存在政績工程的影子呢？當然，李曉寧最讓佩服的地方是，他從來都不動用政府的錢，或者說是老百姓的錢，他都是通過拉讚助來實現理想。這就最大程度上控製了政府的風險，控製了城市的風險。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官員都是李曉寧，並不是每個官員都能拉來幾十甚至幾百億的資金的。可是每個官員還都能幹出點兒成績，那怎麼辦呢？隻能動用政府財政，也就是從老百姓手中收來的稅收，政府財政不夠了，那就利用政府的麵子從銀行借錢。這其實就是在賭博，成功了自己就撈到了上位的籌碼，不成功，反正錢也不可能讓自己一個人賠，頂多自己會被說成是能力不足。能力不足又不是原則性問題。所以，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會這麼幹。
歸根到底，還是幹部提拔體製的問題。多年來，“新官不理舊賬”以成為當下一些領導幹部的習慣動作，每到一處，總是喜歡重打鑼鼓再開張，隻顧個人烏紗帽和政績工程，不顧百姓呼聲，民眾訴求，群眾期盼；不顧民生問題、環保問題、幸福指數；不顧群眾願不願意，隻管上級滿不滿意。每到一處都打著GDP大旗，把所謂“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打理得有鼻有眼、有模有樣。為了一己私利，大興土木，刻意讓GDP被增長，以求上級政府抑或中央能夠給自己發金牌、打高分。久而久之，致使GDP變了形、走了樣，也失去了民心。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不管道路擁堵不擁堵，不問群眾方便不方便，經常把路修好再挖，挖後再修；把大樓建了再炸，炸了再建。
現在全國都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GDP增速位列全球第一，人人以此為傲，而這驕傲的背後卻是以對資源的破壞性開采，對環境的大幅度汙染，對土地無規劃的開發和拍賣為代價的。
最後為這代價買單的卻是廣大的人民群眾，水土流失，環境破壞，房價上漲，貧富差距加大，很多地方的房子拆了又蓋，蓋了又拆，GDP也就跟著翻著番地往上漲，這後麵卻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賣地經濟使得地價飛漲，許多老百姓畢生的收入可能還買不起一套房子，房價問題成為國家領導人最頭疼的問題之一。
GDP要的是經濟增長，而民生福利、社會事業及生態效益要的是財力投入。在GDP衝動下，很多地方官員都樂於將財政資金大量投放於吸引招商引資的麵子工程與形象工程中。
實事求是地講，官員追求GDP攀高和上級對基層實行GDP政績考核，本身並無“原罪”。因為社會進步與民生福利改善都需要經濟發展提供財力支撐，離開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民生改善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那麼，錯的到底是什麼呢？錯的是“GDP至上”的扭曲評價機製，錯的是以犧牲土地、犧牲環境、犧牲法律、犧牲百姓利益為代價的畸形GDP政績衝動。在這種近乎狂熱、喪失理智的GDP政績追求與評價製度下，經濟社會很難實現統籌協調科學發展，以至演繹出“帶血的GDP”。
就是在這種氛圍下，張輝一上任就提出了國際工業園的構想，也就是在這種氛圍下，這個構想，幾乎沒有聽到任何反對意見。於是，國際工業園便順利上馬了。張輝自己吹噓說，國際工業園的上馬將使開發區的發展再次邁上新的台階。
可是事實證明，開發區不但沒有再上新台階，反而是栽了一個大跟頭。張輝的國際工業園其實就是一個噱頭，根本沒有科學的規劃，除了一些在國外無處紮根的一些汙染企業，像什麼電鍍公司，像什麼化工公司，其他的高新科技企業根本就沒被吸引過來。可是張輝卻先把盤子鋪了下去，三十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大興土木，可是前前後後投入了七百多個億，一隻真正的金鳳凰也沒吸引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