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出版的社會文化視角
I.N.喬杜裏
人們普遍認為，印度是一個翻譯地帶（translation area）。我們同時運用兩到三種語言。在這樣一種多語情境中，非常自然的是，我們掌握一種以上的印度語言。因此，當我們說英語和印地語這兩種紐帶語時，很顯然，我們常常在使用一種翻譯語（translated language）。此外，如果我們想建立印度文學的一元文學觀，隻有通過翻譯才能實現這一目的。從一種向另一種印度語言的翻譯揭示我們思想意識的共同特征，這種特征表現在不同的印度語言中。翻譯既是為了理解印度文學的基本統一，也是為了理解印度文學令人稱奇的豐富多彩。在印度語境中，翻譯的必要性不容置疑。
印度文學院、全國圖書托拉斯和印度出版部（Publication Division）意識到，如果印度必須保持文化特性和文化統一，那麼，所有印度地方語言必須發展成為操那種方言的人民的一種文化表述。接著才有多邊交流的需求和動力。翻譯拉近印度不同語言之間的距離，這一過程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居住在不同語言區的印度人，分享這些方言所創造的知識和經驗。顯而易見，印度不同地方語言之間的相互翻譯對於建構印度身份認同和增強民族團結都是必要的。
印度文學院第一任院長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稱讚翻譯作品時說：“大量事實證明，語言靠自身的力量成長。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語言變得強勁有力、清新活潑，它們不僅必須互相之間、而且對整個世界的語言打開門窗，以便在相互交流中獲益。這會使我們的各種語言和國家保持活力。”因為這種對待文學的方式，世界範圍的文學傳播開始了。主要是靠著翻譯家們艱辛而富有高度創造力的譯作，我們才能以一種恰當的方式欣賞一些印度和世界大作家的作品。如果我們沒有讀過B.K.巴達查利雅（Birendra Kumar Bhattacharyya）的阿薩姆語小說《雅魯英乾》（Yaruingam），我們永遠不能了解那加人（Nagas）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所處社會的文化規範。
在梵語中，翻譯一詞是Anuvada，它表示以不同的措辭解說吠陀文本的神諭。以貴族精英姿態指涉文學的梵語沒有用來翻譯其他語言的作品，但梵語文本卻被大量地譯為其他各種語言。隨著不同方言散文的出現，印度地方語言之間的跨語際翻譯早在19世紀後期已經開始。這一時期也是印度接觸歐洲文學的時期，翻譯成了印度各種語言的重要活動。然而，直到20世紀20年代，翻譯幾乎局限於文學領域，主要是為了達到跨文化理解的目的。最近一段時期來，因為不同語言族群之間的互動加強和個人全方位的流動性增強，翻譯已經更多地成為印度多民族、多語種現實的社會需求。翻譯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不僅在於拉近印度不同方言和文學的距離，還在於爭取激發印度文學創作的共同理念和豐富源泉。因此，來自不同語言族群的翻譯家應該享有合理的地位，也應該合理組織銷售以不同語言翻譯的作品。在印度的多語社會中，畸形的情況是，印度文學是一個整體，一種語言區的作家和讀者對這個國家以鄰近語言寫成的作品知之甚少。因此，很有必要構思一些方法途徑，使得印度作家們能跨越語言文字障礙而彼此相識，讀者們也能欣賞自己國家文學遺產的豐富多彩和紛繁馥鬱。
一個巨大的悖論是，盡管某些人認為翻譯活動是“一項無法實現的艱巨任務”，但已知的事實是，人類自古以來都在翻譯。此外，作為特殊類型的文學家，翻譯家們常常受到輕視，他們很少得到應有的稱許和讚美。不過，如果一位譯者被人冷落，這也許暗示，他的譯作少有亮色。自然，也有這樣一些作家例外，如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ia Marquez）就非常欣賞他的英語譯者拉巴薩先生（Rabassa）將自己的巨著《百年孤獨》由西班牙語原文譯為英語。想一想關於薩拉特·錢德拉·查特吉（Sharat Chandra Chatterjee）孟加拉語小說的古吉拉特語、馬拉提語、泰盧固語和印地語譯者吧。這些翻譯家非常輕鬆地穿越語言障礙，以其優秀譯作幾乎讓我們相信，薩拉特·錢德拉就是一個古吉拉特語作家和馬拉提語作家，或確實用印地語進行創作。翻譯家是隱身作家（invisible men of literature）。他們是特殊類型的人才。他們不是為了榮譽、卻是為了對文學的火熱癡情和對語言的忠貞不移而獻身翻譯事業。
擁有將近十億人口、眾多語言和近十種文字體係的印度是一個巨大的語言社會現實。近代以來，人們已注意到，跨越語言族群達成文化內部和文化之間的理解的需求正在不斷高漲。除了是基於美學體驗的藝術形式外，文學還是認識社會現實的指南。翻譯是一種最有力的方式，讓我們以新的眼光思考一元化、統一性、共同點以及表明我們文學不斷豐富的奇特多樣性。通過翻譯，印度文學院、全國圖書托拉斯和其他重要的私立出版社在拉近印度不同語言和文學的距離方麵正在發揮關鍵作用。時不我待，應該順理成章地接納翻譯為一門專業學科。進一步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多語社會中，古老的傳統就是文化聯係。各種語言可以不同方式聯係起來，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翻譯。
1757年征服孟加拉地區後，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要求自己的官員掌握征服地人民的知識。對於印度經典的翻譯和注解興盛一時，這首先無疑旨在服務於殖民統治。不過，這一時期也有許多翻譯是發自內心地期望對東方文化多所了解。隨著亞洲學會（Asiatic Society）在印度建立和研究性刊物的出版發行，東方學家們的知識開始傳播到歐洲的大學。隨著民族主義浪潮高漲，東方化的印度迎來了第一次重要挑戰。那種認為所有值得學習的東西都起源於希臘文明的膚淺的歐洲中心觀受到質疑，人們對談論印度的東方學家的權威提出了異議。19世紀，很多印度知識分子認為，自然科學就是文化，應該用印度地方語言教授科學知識。關於科學書籍的翻譯旨在表明一種抵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立場，同時也是反對殖民統治下對印度文化知識進行蠶食侵略的一種方式。
1843年，一個印度方言翻譯協會在德裏學院（Delhi College）成立。它的任務是把英語書籍譯為印度地方語言。賽義德·艾哈默德·汗先生（Syed Ahmad Khan）這樣表達印度需要大規模翻譯的願望：“那些一心期盼改善和促進印度的人必須記住，與此目的相關的唯一方式是，將整個文藝和科學知識譯為他們各自的方言。我想把這話用大字寫在喜馬拉雅山上，讓代代後人銘刻在心。”泰戈爾在他創立的國際大學（Viswa Bharati）裏引進了自然科學的學習課程。毛拉那·伊姆達德·阿裏（Maulana Imdad Ali）於1868年創辦的比哈爾自然科學學會（Bihar Science Society）和印度不同地方的其他組織開始廣泛地翻譯自然科學書籍，這也成為促進民族統一和發展民族意識的強勁動力。大體說來，翻譯者都聲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樣的行為不可持久，在殖民統治時期，英語作為教學工具引入印度的所有大學，自然，這種情況不能給我們提供太多機會，在自然科學和相關學科領域取得充分的進步。
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基於民族主義願望，人們積極呼籲以印度語言取代大英帝國的英語。聖雄甘地清楚地看到，無論如何，英語也不能當作印度的民族語言，隻要民族運動能喚起人民大眾支持的話，應該以印度語言取而代之。使用印地語成為了民族主義行為，它成了翻譯目的語，因為，絕大多數印度地方語言的作品都被譯為印地語，印地語由此扮演了促進民族團結統一的紐帶力的角色。
起源於梵語的現代印度語言在翻譯梵語經典方麵曆史悠久。它們各自的文學傳統隨處可見譯自梵語史詩和其他文獻的大量例證。在各自傳統文學的開始階段，許多印度地方語言都有過一到兩種注解性翻譯。馬拉提語譯本《智慧自在天》（Jnaneswari）就是這樣的例子。這些翻譯沒有任何禁忌，它們幾乎很少遵循那種逐字對譯或逐行對譯的清規戒律。研究這些翻譯的有效分類並非所謂“源頭語和目的語”，亦非所謂“母語和外語”。試圖將梵語文本譯為地方語言的詩人和作家們將這兩類語言都視為“自己”的語言。在對待梵語文化遺產方麵，他們所持的是擁有的姿態。在翻譯梵語文本時，他們試圖將這些著作從有限的精英分子壟斷中解放出來。因此，這些翻譯成為重建整個印度社會的一種方式。沒有哪一種全麵的語言學理論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認識印度這種規模巨大的傳統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