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鴻德的幾個故事
1974年盛夏的一天。一個盜槍行凶歹徒，流竄至雙流公興公社一帶。當時的公興公社副書記周鴻德接到通知，率領民兵協助部隊和警察抓捕歹徒。天漸漸黑下來，從未打過仗的周鴻德傳令，要穿白衣服的民兵全部脫掉白衣服。後來，歹徒終於露麵了，興奮的民兵立功心切，衝了上去。有個偏不聽招呼穿著白衣服的民兵被歹徒擊中。最後，歹徒被合圍、抓獲。公安部門表彰了參戰幹警，絲毫不提公興公社副書記周鴻德和當地民兵的功績。公社許多人不服氣，周鴻德隻是笑笑說，算了。也不作任何爭辯。
——這件小事，後來傳到王智深耳中，至少有三點讓王智深琢磨：一是周鴻德這個小夥子真有膽量，從沒打過仗卻敢擔重任；二是這個小夥子肯動腦筋，有勇有謀；三是這個小夥子不計較名利。
老資格的人總愛對“青勾子娃娃”（因為嬰兒臀部有青色斑，四川俚語“青勾子”，意為“幼稚”、“年紀輕”或“少不更事”）不放心，總以為自己本事最大。
王智深知道，自己若不主動讓賢，老幹部們很可能都不會讓位，於是決心把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棒交給一個年輕的班子。為此，做了充分地調研。特別是對周鴻德，他曾派縣委主管組織的蘇海虹下鄉明察暗訪。從區委書記到農民，凡是與周鴻德打過交道的，對他一致的好評是：“走一方綠（化）一方，走一方富一方，走一方亮一方，走一方紅一方。”
二十多年後，在寬敞舒適的鄉間茶樓，喝著熱茶、抽著香煙、嗑著瓜子，筆者與當年的永安區區委書記尤元興、公興公社書記梁伯勳、紅旗大隊書記傅顯榮、長田大隊支書李光宗、永安公社廣播站站長徐永安，以及各級老書記、老社員、老剃頭匠、老窯工，擺了幾天老龍門陣。
說到改革開放30年雙流的巨變，他們個個口若懸河。
眾口一詞地說，當年雙流縣縣委敢大膽起用幾個“青勾子”，真是高招。如果改革開放是長跑的話，跑第一圈就衝在前頭了，信心有了，力量有了，越來越領先。所以說，好的政策來了，“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領導班子決定成敗。
年過七旬的尤元興說，周鴻德參加工作在糧站，相當勤快，從糧管站職工到公興、永安當副書記、書記，成績非常突出。同樣的一件事，他就是要比其他幹部做得巴適。在那個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真不容易。再說，農村基層幹部，內鬥凶。舉個例說，新來的書記不喜歡喝酒，就給供銷社打招呼，打酒要憑票，嚴禁走後門。喜歡喝酒的副書記，去供銷社打酒碰了釘子，就會心懷不滿，你新書記是衝著我來的，明知我喜歡喝酒你偏要卡我，好嗬，我也不買你的賬。一瓶酒就可能讓一個班子七拱八翹，哪個來了也擺不平。還有就是作風簡單粗暴，動不動就吼，你不聽話，弄來捆了、綁了。周鴻德當公社副書記時，我就覺得他與其他幹部不同。他不抽煙、不喝酒，對社員特別親切，沒得架子，從不在幹部之間說長道短。有人總結說，周鴻德是“上尊，下愛，中間和”，總結得好嗬。
剃頭匠傅老幺說，周鴻德的威信，是“藏刀”戳出來的。
傅老幺長期給周書記理發，摸透了書記的脾氣，就是肯為貧困戶做好事。那兩年，永安刮不正之風，招工走後門。哪個關係好就招進去了，送自行車的、送皮襖的，也招進去了。有的一家三個子女全安排了。傅全安家十個娃，全部失業，沒有一個招進去的。一家人咋個過？河裏撈柴，扯點兔草喂兔子。再有就是到庫房選海椒，小娃娃嗆得遭不住，鼻涕眼淚長淌，不想幹了，傅全安就用鞭子打。打一天零工才掙個“幺洞幺”（1元零1分），好艱難嗬。除了傅全安，還有七個娃娃下鄉四個，一個都沒有上來的。傅老幺的姐姐下鄉十年，已經填了招工表，蓋了章，硬是被有門路的擠下來。姐姐都成“老女子”了，發誓說當不上工人，決不談對象。傅老幺憋著一肚子氣，去給周書記反映情況。那時，周鴻德去西藏工作了三年，剛回到永安當公社書記。聽了傅老幺的訴說，他悶悶不樂，隻是用手中的一把藏刀，在一張爛桌子上戳來戳去，傅老幺不知周書記是怎麼想的。最後，周鴻德氣得把藏刀朝桌子上狠狠一戳說，明天我們開會，招工的事，決不能這麼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