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天，麵壁沉思
恩威公司總部大樓坐落在成都高新區創業路。
走進董事長薛永新的辦公室，最引人注目的是道教大師李真果的素描像。老人慈眉善目，美髯飄灑，雙手自然相抱，似在施禮之後微笑著朝你走來。他一身厚重的道袍，腳穿雙鼻布鞋，空曠無一物的背景，讓你想象他走過的104年的風霜雨雪，以及他留給人間的至真大愛。
薛永新西裝革履，身體敦篤，黑發一絲不亂，說話中氣十足。多次在電視專題片中了解到他，生活儉樸，嚴於律己，更讓筆者心生敬意。談到恩威在雙流創業，以及30年改革開放的經曆，他的話匣子一下就打開了。
他說，對改革開放的深刻認識，是從1983年開始的。
那一年冬天，真冷。薛永新還在坐班房。
好狹窄的看守所，二十多平方米擠了三十多個人，根本無法平躺下來。汗臭腳臭尿臭口臭熏人欲昏，從夏天關到冬天的薛永新，蜷縮在一角，在鑽研著一本書。
管教人員在窗口大聲喊道：薛永新！
薛永新彈簧一樣站起來。管教問，你在看什麼書？
薛永新舉起書說，我在看《中國共產黨章程》。
管教把書拿過去翻了翻，冷冷一笑說，你“這副顏色”（成都俚語，指這個樣子）還想入共產黨？
多年後，在恩威總公司大樓辦公室，薛永新對記者說，我並不覺得好冤枉。我被關了120天，120天經曆了一次煉獄，我悟出了好多道理。
我的家庭出身是富農。1952年生下來就是有罪的“狗崽子”。小時候，最讓我震撼的是1958年大煉鋼鐵時砍樹子，把一座座青山砍成禿山。我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中長大，總是幻想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1978年，我到雲南搞包工。198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李真果大師，開始研習道教，一下子鑽進了中國文化寶庫之中。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得益於中國文化。我們的人民善良、勤勞、樸實，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天下也沒有亂，依然堅信黨和政府，傳統文化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為供老師生活，1983年3月，我在成都紅牌樓承包了木材廠，幹得非常紅火。8月份實行“嚴打”，農民進城辦企業屬於非法，就把我關了起來。
但是，我從來沒有認為我有罪。
我覺得，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悟出的道理。曆史潮流，不可阻擋，順者昌，逆者亡。窮才是英雄，窮才光榮是違背曆史規律的。三年困難時期，那麼困難，一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活了。1975年，鄧小平一搞整頓，國家又見起色。怎麼樣建設中國，靠抓階級鬥爭、人鬥人、人整人，十億人的頭腦都被禁錮了，手腳被捆住了，財富不會從天降！鄧小平在“文革”中挨過整，深知民間疾苦，也深知不發展就得死亡，不改革就要自己推翻自己。所以，改革開放是曆史潮流。但是，改革開放為什麼那麼艱難？因為“左”的思想太頑固了，因循守舊的積習太深重了，必須要有偉人指路，要偉大的黨強力推進。我希望共產黨的領導人——這就是鄧小平——能為我們指出一條富國裕民的道路。我相信，不準農民進城辦廠，決不是鄧小平的思想，所以，在關押期間我一點也不悲觀。
被關押期間，我反複研讀了《中國共產黨章程》，真是好的章程，無懈可擊。我的師傅李真果活了104歲，經曆了大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曆史時期，他經常對我說，從井岡山建根據地，到抗戰，到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就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好簡單明了的“法規”嗬，“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許調戲婦女”。就靠這簡單明了的“法規”，就打下了江山。現在，定了那麼多法規，鑽進黨內的那些流氓、腐敗分子連金山銀山都敢往家裏搬，二奶三奶都敢娶，早就違背了黨的原則。但隻要大多數的共產黨人堅持《黨章》，中國就有希望。
被關押期間，不斷有人來看我。各種信息在暗中交換，市內各區縣都有一大批“非法辦廠”的農民被“嚴打”。隻有雙流縣委、縣政府，頂住不辦，一個農民企業家也沒有抓。恰好，塔橋村的村長多次托人找我，希望我去雙流發展。
1983年12月22日我被釋放。一出班房，就去了雙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