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和難兄難弟
從學習班出來，傅啟敏又被供銷社清退了。他能做什麼呢？當時的社會又能允許他做什麼呢？不幹活何以生存？父母都戴著地主帽子，收入僅夠本人糊口；兩個妹妹下鄉當了知青，衣食維艱。人，在那個時代，死要勇氣，活也要勇氣。
傅啟敏的啟蒙老師張恕源在“四清”運動中，也被戴上了“漏劃地主”的帽子，被開除公職，隻身一人在蘇碼頭河邊捶石頭。每次見到張老師，傅啟敏隻能點點頭，心中卻湧動著無盡的酸楚。
張老師年過半百，體弱多病，捶石頭每月僅能掙三五元錢。有時，連定量米都買不回來。其兒子在1963年被單位開除後，盲流到新疆。當社會上的流言“張老師的兒子在偷越國境時被擊斃了”傳到張老師耳朵裏時，她完全絕望了。在一個風狂雨驟、漲洪水的深夜，張老師悄無聲息地投向了府河。
張老師之死震撼了傅啟敏。他獨自走到河邊，望著渾黃的洪水，禁不住淚如雨下。張老師是那樣有愛心、有耐心，她教學生要善良、要真誠、要勤勞。傅啟敏像一頭狂怒的獅子，向著滔滔的府河喊道：張老師，我寧可挨槍子，決不自殺，決不！決不！
傅啟敏在政治歧視中，拖著殘腿跛行。1972年他的父親突然去世，幸好他父親已將修理鍾表的手藝傳給了他，修理攤自然由傅啟敏接手，於是，他開始了“精修小日月，撥動大乾坤”的鍾表匠生涯。
再說，從1969年開始，他的左腳拇指又出現脫骨疽的症狀，他發誓：寧可死，也決不再截肢。脫骨疽不因他的決心而停止進攻的步伐，於是，傅啟敏再次重複右腳病變的曆程，腳趾一根接一根被割掉，三年後，病灶蔓延上了腳背。這漫長的三年，正是林彪、“四人幫”向人民“全麵專政”的三年。傅啟敏在極“左”政治和病痛傷殘的雙重折磨下，幸運地在社會底層人群中得到了善意的、無須回報的幫助。
杜雄才、傅正康是當時永安公社最有知識的農民。這二人是華陽二中高59級的高材生，皆因“政審”不合格，高考落榜。之後得知新建的青海大學沒招夠學生，便結伴盲流到西寧，憑高中畢業證順利進入青海大學。1961年，青海大學大精減，杜雄才、傅正康再次返鄉當了農民。這二人是傅啟敏大哥傅啟鵬的同學，啟鵬、雄才、正康均屬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青年才俊，隻要見麵，人生、社會、自然、哲學，甚而天文地理，總有擺不完的話題。久而久之，傅啟敏受三位大哥的影響，也養成了愛看書、勤思考的習慣。而傅啟敏對待病痛的超出常人的忍耐力，也讓杜雄才、傅正康看到一個中國式的“牛虻”，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
“文革”期間，杜雄才和傅正康，巧妙地尋找極“左”政策中可鑽的“空子”，為自己和家庭創造財富。養蜂，便是有空子可鑽的好門路。養蜂人因蜜蜂追花采蜜的特性，必須帶著蜂群四處漂泊，產值有多少生產隊不知道，公社更管不了。於是，隻好下定額管理，規定一年給生產隊交多少錢就計多少工分，這實際上就是承包經營，這就有了自由發展的空間。杜雄才、傅正康進入養蜂行業，便在養蜂書刊上深入學習並付諸實踐，很快，他二人的收入就遠遠高於其他蜂農。杜雄才、傅正康將養蜂的技藝乃至探索出的訣竅，毫無保留地傳給了傅啟敏。傅啟敏也立即養蜂，小小的蜜蜂在很長時間內為傅啟敏一家的生計幫了大忙。今天，傅啟敏的私家花園別墅庭院內，還擺有蜂桶，盡管生計早就不靠它了，但養蜂已成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成為追憶往事的一種鮮活的紀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