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幹部描述合江史
一位雙流的朋友說，要了解東山幾個鄉的曆史，你翻資料不如找活檔案。經推薦，認識了袁錫霖、李陽樹兩位老同誌。
兩位“活檔案”都在鎮檔案室，參與縣誌辦的編撰工作。
袁錫霖，年過七旬，精神飽滿，銀色的長壽眉很引人注目。他1955年5月參加農村工作，任村農會主席。曆任鄉團總支書記，公社黨委副書記、書記。修建三合（三星—合江）公路時，任三合公路建設辦公室主任，1992年退休。
李陽樹，六十來歲，和顏悅色，一看就是個好脾氣的“糯米老漢”。他1969年在村小學任代課教師，從事多年的教育工作，曾任小學校長。2006年退休。
看見他們，總想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那句名言。
為了不忘前事，他們天天在反芻鄉村史。
我們先從盛況空前的草莓節說起。
袁錫霖說：以前，總把農民當“瓜瓜”，自以為比農民高明，生產計劃由幹部填製計劃表，在缺乏實際調查的情況下隨便安排哪一塊田種什麼，不僅工作量大，而且很多都是盲目亂安排下去的，根本不清楚一塊田、一塊地真正適合種什麼。我們好心好意，累得要命，瞎指揮一陣，還落不了半個好字。土地下放之後，自主權交還給農民。種草莓、種枇杷，都是由市場引導。農民知道按市場規律辦事。要是改革開放之前，即使有一套成熟的種草莓的經驗教給人民公社，也幹不成事。
李陽樹說：我們整理資料，接觸了許多老的鄉村基層幹部。他們都說：搞了一輩子農村工作，想的就是如何讓農民過上好日子。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目標，讓我們彎彎拐拐，走了二三十年，直到三中全會之後才走對了路嗬！
袁錫霖說：我是1955年參加工作的。農民那時剛分到土地，心氣高得很。黨號召組織起來，互助組一下子就組織起來了。互助組沒搞兩年，就又開始推行合作社，這時糧食實行分配製度，每個人每年能分四百來斤糧食。整個合作社把糧食收集起來之後，要先提留種子、飼料（這時集體已開始養豬），交公糧，完成統購任務，剩下的才進行分配。當時生產力很低，一畝土地產量才三百來斤，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想吃肉很難，農村裏請匠人都要三天才打一次牙祭。給匠人散的煙也隻有葉子煙，給匠人的工錢是一天一個大工兩升米，一個小工一升米。當時我屬於半脫產幹部，在鄉上的工資是每月17.16元，區裏的幹部工資也隻有33元多一點點。
我們覺得這樣幹太慢了，離過上好日子的夢想越來越遠。
大躍進的1958年來了，上級說，我們離共產主義天堂很近了，所以一搞公社化，鄉村幹部很聽話地按中央的精神辦事。那時，給老百姓怎麼講什麼是共產主義的好生活呢，就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公社化之後，在全鎮建公共食堂，一般兩個生產隊建一個食堂，一個食堂最少都有兩三百人，吃、住都在食堂。剛建食堂時還過得去，因為當年糧食獲得較大的豐收。特別是1958年，穀子和紅苕長得非常好。到1959年年底，困難就來了。主要問題在於：1958年的豐收，使得計劃的統購任務加重，而且1959年又開始大刮“四高五風”：高指標，高產量，高征購，高提留，浮誇風，共產風等。出現了紅光公社的“萬斤稻”。三星、永興兩個公社黨委敢報高指標，書記得到重獎——一匹好馬。這在當時是相當大的一筆財產，讓幹部都眼紅！公社裏給縣裏報材料，縣農工部就把收起來的材料進行比較，對產量報得低的，就提出強硬不切實際的要求，說，不行，別的公社產量能這樣高，你們不能報這麼低。負責合江工作的區委書記雖然也反感這種浮誇的作風，但還是隻能執行上級的要求，召集幹部們商量，決定做兩本賬，一本是給縣上報材料用的，另一本是真正做決算的時候用的。這樣一來，原本隻有500斤產量，給縣裏報成1000斤，縣裏按照高產量給公社下達征購任務，於是大部分的糧食都收到了每個村的國家公糧倉庫，而社員就隻能分剩下的糧食。由於農民家裏沒有糧食，1960年到1961年，全公社餓死了兩千兩百多人，並且大麵積爆發水腫病，統計資料表明，1961年9月，全公社共有1198人患水腫病，其中男697人，女501人。按照年齡，12歲以下的患病者246人，13歲至50歲的473人，50歲以上的41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