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著讀書的小學生
張宗岫是山西人。1949年他剛滿16歲就以學生身份入伍，隨軍入川後，已經在雙流縣生活了五十多年，可至今說四川話時還帶點兒山西味。
他是當年雙流“南下幹部”中的知識分子，自60年代開始，一直在為雙流的教育事業奔忙。他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後雙流縣教育最凋敝、最淒苦的時期，也為振興雙流教育付出了很多的汗水和淚水。
50年代，華陽18個鄉，每年出生人口約七千人，到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年隻有三千人口出生。可到了60年代初經濟狀況開始恢複，人口馬上就填上了，全縣一年出生了一萬四千個小孩。幾年後，大量的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但是沒有教室、沒有老師、沒有教材。中央當時下發文件說，如果沒有教材，《三字經》等也可以當做識字教材。張宗岫作為縣文教局局長，轉發了這個文件。
說起來真是困難，油印的《三字經》還不夠發，不能保證小學生人手一冊。找老師，落實課堂更加困難。但是到“文革”時期批劉少奇的教育路線，張宗岫的第一條罪狀就是“公開發行宣揚封建迷信、反動思想的《三字經》作教材”。張宗岫說，真滑稽，真荒唐！
為了讓孩子們盡量能有個地方讀書，張宗岫將可憐的一點兒教育經費全部用作了修建教室的規劃。400元錢修一間草房，800元錢修一間瓦房，先讓孩子們有間教室再說。這個辦法解決了一部分鄉鎮的問題，但很多山鄉連草房教室也沒有，很多學生沒法入學。全縣六千多名教師，有一半是民辦教師，既要勞動掙工分，又要教書，很多老師嫌代課占了自己的勞動時間，教書掙的錢還不如掙工分的錢多，也就不願意代課，張宗岫親自找到這些教師，苦苦勸說：“你們做點兒好事嘛，我代表父老鄉親謝謝你們了！我們這一輩人，很多吃了沒文化的虧，不能讓我們的下一輩也沒文化啊！”
1980年，雙流縣和金堂縣剛剛劃歸成都市時，全市召開教育會議，張宗岫作為雙流縣文教局局長，去參加會議。會議上成都市的各學校領導討論的問題，不是說這個樓房太窄了，就是說那個陽台太寬了之類。張宗岫非常生氣，在會上就罵開了：我們雙流和金堂剛剛劃過來，是“抱養的兒子隨便踢”嗦？你們飽漢不知餓漢饑，根本就不曉得我們縣的教育情況有多可憐！你們去看看嘛，去看看！
張宗岫當場發火，會場頓時鴉雀無聲。長時間的沉默後，市教委的主任出來緩和氣氛：雙流和金堂剛剛劃過來，我們還不了解情況，這次會後我們一定到雙流、金堂去看。
隨後市教委主任帶了一批人，跟著張宗岫到了雙流。
張宗岫首先把他們帶到了萬安鄉。萬安大隊的小學校是在一個破廟裏麵隔了一間作教室，破廟本來就搖搖欲墜，每次一刮風下雨，張宗岫就要搖電話給學校，提醒老師注意安全，生怕房子垮了把孩子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