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憑胡適幾次給陳布雷寫信，任憑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給蔣介石上書，他們的努力終歸無效，這年1月，羅隆基還是以“言論謬妄”而丟掉了光華大學的教職。張東蓀、潘光旦兩個教授也辭職表示抗議。羅隆基繼續在上海主編《新月》，無所顧忌地書生論政。5月初，汪精衛在上海《民報》發表文章說，中國當時三個思想鼎足而立：共產、《新月》派和三民主義。羅隆基給胡適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想不到《新月》有這樣重要。”
7月30日一早，新月書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幾百冊《新月》（第二卷第8期）被扣，店員二人被拘（當天下午放回）。在一彎《新月》即將滑落之前，又一位飽吸西方政治學乳汁的洋博士登上了書生論政的舞台。8月，王造時在《新月》發表酣暢淋漓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此文一出，差一點使新月書店關門大吉。
年底，羅隆基束裝北上，擔任天津《益世報》主筆，開始書寫他在言論史上的另一頁，《新月》論政時代就此結束。
5月22日，天津《大公報》出滿1萬號，發行量已達5萬份，《大公報》舉行盛大的慶祝。在眾多政要、名流的祝詞中，胡適的《後生可畏》最為引人注目。他認為《大公報》已超過了曆史比它更長的《申報》和《新聞報》。不但從一個地方報變成全國的輿論機關，並且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大公報》之所以有這樣好的榮譽，不過是因為它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在《大公報》的身上實際上也寄托著胡適的理想。
從6月起，《生活》周刊連續報道交通部長王伯群營私舞弊的醜聞，並斷然拒絕王的巨款收買。鄒韜奮在《信箱》發表言論說：“在做賊心虛而自己喪盡人格者，誠有以為隻須出幾個臭錢，便可無人不入其彀中，以為天下都是要錢不要臉的沒有骨氣的人，但是錢的效用亦有時而窮……”
9月1日，曆經世變滄桑的《申報》在《六十周年紀念宣言》中明確表示，“以積極之行動，努力於本報之改進，努力於應負之責任，不徘徊、不推諉、不畏縮，盡我綿薄，期有以自效，是為本報同人深自體念後最大之決心！”“肩荷此社會先驅、推進時代之重責”，“使社會進入合理常規”。11月30日，又發表《申報六十周年革新計劃宣言》，提出十二項具體的革新計劃，認為“新聞事業為推進社會最有力的工具”，力圖“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眾痛苦”。
《大公報》、《申報》和《生活》周刊的價值取向容或有別，但“登載確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以及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則是一致的。
這是民族危機爆發的一年，也是蔣介石繼續揮舞大棒、嚴加控製言論的一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無疑是一部嚴刑峻法，凡從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義運動”的，處死刑；凡與此有聯係或以文字、圖畫、演說做宣傳的，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圖畫、演說或告訴別人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組織自由文化團體、集會宣傳反法西斯主義自由思想的，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1、2月間，南京政府相繼頒布《電影檢查實施細則》、《電影檢查委員會組織章程》。輿論控製延伸到了當時新興的電影業。
從1929年到1931年，被國民黨當局查禁的書刊多達531種。僅據這年9月國民黨長沙黨務整理委員會編印的《工作報告書》統計，凡是宣傳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第三黨、國民黨內一些派係的書刊都被冠以“言論反動”的帽子查禁、查封、查扣，共計228種。
10月7日，南京政府頒布《出版法施行細則》25條，更嚴厲鉗製言論出版自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49家出版社聯名發起請願，要求廢除與言論出版自由相背離的《出版法》及細則，“停止黨政軍機關對於書籍之檢查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