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陳天華常與鄒容並稱，被認為是以犧牲個人生命喚起革命意識的青年英烈。但其蹈海赴死與其說是為了革命，不如說是為了道德。1905年日本頒布對中韓留學生有諸多蠻橫無理限製的規則，激起留學生們的反抗，但真正使陳天華感到痛心，甚至不惜為之一死以求感奮同胞的，並不是日人的取締規則，而是國人在這一過程中以致此前所表現出來的一些逃避責任、不守私德、亦無公心的惡劣品行。這正如他在遺書中所言：
近來每遇一問題發生，即群起嘩之曰：
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而皆放縱卑劣，即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矣，20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麵：
堅忍奉公，力學愛國。四十多年後，又有其“道德文章”為人所欽佩的國民黨“文膽”陳布雷仰藥自盡。用他自己所說的“油盡燈枯”似最能概括其自盡的直接起因。他在死前一天的雜記中寫到：“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慮，則生命便失去其意義；沒有意義的生命，留之何用？”據楊玉清回憶，楊曾勸他注意營養，減少工作、參加娛樂。他回答說：“工作的意義，就是人生的意義。”他可以“為了一篇文章，為了一個問題，甚至於為了一句話一個字，可以終日不食，終日不眠”。但如果他覺得自己不能工作了，也就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再生存下去了。他在致蔣介石的遺書中亦言：“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
當然，這後麵還有對國事的憂心和幽憤所激，還有長期清苦、清廉、全力工作的勞累所致。陳布雷似乎是一書生的典型，也是責任的化身。他對家族努力盡自己的責任，在父親去世後不惜辭去教職而曾決心家居十年，細心縝密地料理家族財務生計。他對國家也努力盡自己的責任，1937年蔣介石《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中擲地有聲的名言就出自他的筆下：“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他自然也還有對個人的忠誠和盡責，他小蔣介石三歲，是蔣唯一稱其下屬為“先生”的人，得其“信任之專”，而他也是“士為知己者死”。
所以，就像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妻子所述：“世人綜論先夫子一生，多以事業文章相推許，不知先夫子自謂對國家不過能盡力，於文章不過盡心，其縈繞中心朝夕與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
以為人生百年，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此責任固不論大小輕重，但期能精誠專注，全力以赴，貫徹始終，即可不負人生真義矣。”她並且說：“此種強烈執著之責任觀念，始終為其思慮決斷之中心。”
卜少夫也回憶說，陳布雷寫文章極盡其才華，處政事又極盡其嚴謹。在最高統治者身邊執掌機要二十年，從不攬權、弄權、甚至稍露驕矜之色。而隻是盡力工作，腦力一直緊張，生活一直嚴肅，“沉重的責任心一直壓在他的生活與精神上麵，沒有一時一刻的舒展”。而且不斷反省克己、自責自艾，時時處處將自己縮小。加上他身體本就孱弱，心靈又非常敏感，這種種因素就造成他一種極度憂鬱的性格。
陳布雷到了他最後的時刻，也許是因為身心交瘁，覺得國勢已不可為，大局難挽；或也還是認定“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他這時最憂慮的似乎還是家人，他給一些知友部屬寫信，希望照拂自己的妻子。他也寫遺書給自己的妻子、兄弟和孩子，希望他（她）們節哀和諒恕。此一盡責之人，這時卻不能不痛責自己棄世的“失責”卻又無可如何。他平時訓示子女恒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謂“能守正直，則不致為環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徹了解自身之能力誌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的貢獻。”這時他再一次告誡：“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並照顧好母親。然而，他的妻子不久就因貧病去世；他最心疼的“憐兒”陳璉雖然早年參加了共產黨，卻也在二十年後的“文革”中步其父後塵，跳樓自殺。
自殺固然如陳所言不足為訓，不宜效法，更不宜提倡，但總是有幾個人的死，一旦想起就不禁暗夜心驚，甚至徹夜難眠。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