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聖彼得堡臨畫記(2 / 3)

一件臨摹通常指向聲名卓著的美術史經典,但臨摹是極端私人的事。我不確知,此番楊飛雲同誌怎會忽然起念組織團體,來到彼得堡。稍早,他還率領人數較少的一群畫家,前往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臨摹原典,為期一個月——20世紀30年代、50年代,留歐留蘇兩代前輩的臨摹行為,可能是在中國移植西方油畫不及百年的曆程中,絕無僅有的兩個時期,與西方經典麵對麵。自50年代閉關鎖國,自60年代中蘇交惡,長達三十年間,先是在歐美,後是在蘇聯,那裏的美術館不再有中國大陸的畫家出沒其間。始自80年代,“後‘文革’”第一批中青年畫家自費遊學歐美,就我所知,中央美院的鍾涵先生在布魯塞爾、浙江美院的蔡亮先生在巴黎,均曾從事臨摹,當時他們均已五十歲開外。1986年與1990年,我在大都會美術館臨摹兩個夏天,並在館內遇見上海的魏景山先生,和專事音樂學研究、業餘熱愛油畫的上海人範額倫先生,也在臨畫。90年代,範先生甚至如上班似的連續數年天天進館臨畫,純然隻為熱愛,從未聲張。

沒有統計告訴我們,過去三十年有多少中國畫家自行進入世界著名美術館,臨摹原典。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由楊飛雲發起、二十多位中年畫家響應的這次活動,是自留歐留蘇前輩之後,中國畫家第三次集體性出國臨摹。

一部中國文人畫史,幾乎是一部臨摹史、戲仿史

我很想知道,歐洲,或者中國,可曾有過專門的研究,定義臨摹的性質,考察臨摹的動機,清理臨摹所能涵括的影響。無可置疑的是,臨摹行為幾乎與繪畫同樣古老。上古的繪畫不署名,不能傳播,沒有展覽,沒有個人或版權意識,更沒有風格之說。大量古繪畫遺跡顯然是對某一無法考證的初本,輾轉仿製,有如繁殖,難以辨認作者。先秦兩漢的墓室畫,古希臘古羅馬大壁畫,也是某一典範的無數仿製,我們被告知的所謂臨摹,即麵對某一著名經典的複製性描繪,並被臨摹者賦予嚴肅的文化感,是晚近的事物。

然而麵對魯本斯臨摹提香、梵高臨摹德拉克洛瓦、畢加索臨摹魏拉士開支的作品……我們很難確認臨摹的邊界,界定什麼是臨摹,尤其是,為什麼臨摹——中古時期的拷貝、複製,屬於人類初期的傳播業;繪畫盛期的訂件、研習,兼具崇拜與市場的價值;現代與後現代的戲仿、挪移,則是觀念與風格的實驗。此外,繪畫的修複行業、地下的贗品製作,遍及中歐,貫穿美術史。歐美的贗品作坊至今是一大灰色產業,甚至博物館收藏的兩河流域古雕刻,偶然也是偽作。明清之交的江南所謂“蘇州樣”,曾是高端贗品的專業機構,廣羅高手,近年出現在拍賣行的若幹古畫,雖非名家真跡,時或猶勝一籌。不必說今日中國偽文物製作的猖獗,故宮與敦煌就養著職業的臨摹專家,而晉唐宋元的不少曠世名篇,根本就是古人的仿作,並非原典。

這一切,都和臨摹行為相類而相通,凡涉及這行為的某一側重、某一意圖、某一功能,我願貿然稱之為廣義的臨摹。

就臨摹行為的忠實度、曖昧感、多樣性,甚至製度化,中國書畫史充滿源遠流長的臨摹傳統。書法之所以成為高雅而永久性的藝術,代代臨摹,競相仿效,是為流傳及今的命脈。唐太宗命宮中師傅臨寫勾填晉代二王的書帖,分賞高官;趙孟頫每天臨一遍《蘭亭序》,以期維係筆下的雅雋;曆代書家的職業日常就是不折不扣的臨摹。按照西方的相關定義,一部中國文人畫史,幾乎是一部臨摹史、戲仿史,一部文本與文本不斷互動化變的曆史。當董其昌公然宣稱自己來自博大精深的五代、北宋,或元四家傳統,雖其圖式或筆路並非如我們所理解的那種臨摹,但確實各有所本,直指前代的風格與筆墨精義,而清初四王雖則照樣聲稱遠接五代北宋的大統,其實是對董其昌那份遺產曆曆可指的反複模擬。

五四之後的新國畫,對應同期進入的西畫及其觀念,中止了將近七八百年文人畫相沿不輟的仿作傳統,慕古的風尚逐漸退出水墨實踐。近三十年來,由新文人畫派勾起的曆史記憶與仿古熱,與其說是筆墨實驗,不如說是戲仿傳統的重啟與接續,演至今日,大量以明清山水畫為仿效資源的當代國畫,出現少許有價值有水準的個案,算是顧及水墨畫的臉麵,使越來越難以辨認文化屬性的國畫,不至淪亡。

梵高以罕見的天性和能量把經典唱成一首自己的歌

不同文明麵對繪畫文本的態度,各有不同。歐洲繪畫史出現較為主動的臨摹畫類別——倘若可以稱為類別的話——恕我無知,就可見的案例,遠在巴洛克時期。其部分形態與中國人略有相似,即為日常的研習之功,但從未將臨摹賦予文化的優越感,如中國繪畫那樣蔚為世代習尚。作為手工藝術而又處於全盛時代,從巴洛克到19世紀的歐洲臨摹品,或是對偉大傳統的頂禮致敬,如魯本斯;或僅僅是訂件的需求:

有些畫家甚至臨摹自己的作品,滿足市場。我見過庫爾貝描繪的四件女性肖像,一模一樣,為四位藏家所分屬。固然,在風格被穩定傳承的時期,個別驕傲的畫家臨摹經典,意在彰顯高貴的來源。洛杉磯一座美術館藏有德加早年臨摹普桑的大畫,忠實而精致,不作任何更動,但是奇異地,令人信服地,在每一筆摹寫中,17世紀的普桑風格被微妙轉化為19世紀德加自己的語言。

到了20世紀,臨摹,準確地說,麵對一幅經典予以寫生式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和表現意圖的描繪,出現了。

梵高臨摹米勒與德拉克洛瓦的小畫,無比富麗,前輩的圖式,甚至精神情感,在他手中如火焰般被點燃。沒有理由說他是要篡改經典,凸顯自己,梵高以罕見的天性和能量,在對經典的懇切背誦中,唱成一首自己的歌,經典,也在他手中居然煥發了不可思議的新美感、新語言,儼然是經典自身尚未發掘、尚未實現的部分生命。他甚至在臨摹日本浮世繪版畫時,傾注了更為忠實的、對異文化的好奇與膜拜,卻使這東洋流行小畫奇跡般地成為他自己無可替代的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