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我深信不論中文不論英文，文詞清淡可讀最是關鍵。然後是說故事的本領。年輕的時候我效顰，很高眉，認定文章須學、須識、須情。歲數大了漸漸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脈。有了學問有了見識有了真情，沒有說故事的本領文章活不下去。閱世一深，處處是“事”，順手一拈，盡得風流，那是境界！我讀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擺進去的都好看；沒有“我”字的長篇短篇都遜色。
丁尼生1869年12月22日寫給詩人作家貝湼特的信，內容大致是，謝謝貝湼特的樂譜和詩評，說不是每一隻鳥都會唱出這樣好聽的歌。
上星期英國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詩集，1827年、1830年和1833年的初版，著名書籍裝幀家利維耶舊皮裝幀，深綠燙金色花紋，三本合裝在黑皮金字書盒中。每本詩集裏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跡手劄，第一本裏的那封寫給厄特裏教士，說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爾，星期一上午10點45分過多佛爾海峽，暫時避開不去巴黎，怕遇上騷亂，轉往布魯塞爾。其中有一封是1869年6月12日寫的，巴黎正在舉行大選，群眾上街遊行爭取共和政體。我聽說厄特裏一生愛山，到處遊山看山，跟丁尼生結伴去過瑞士玩了一個月，山上路人看到詩人跪在地上，俯身觀賞野花叢中一隻蜻蜓，高聲大叫說他隔著蜻蜓的雙翼看得到花的顏色，一朵阿爾卑斯山玫瑰。
夾在第二本裏的那封信寫給替丁尼生出書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話，吩咐出版社讓厄特裏教士隨便挑走詩人的書，要多少給多少。簽名底下日期是1869年12月2日。第三本裏珍存的是同年12月22日的信，寫給詩人作家貝湼特，也很短，謝謝貝湼特的樂譜和詩評，說不是每一隻鳥都會唱出這樣好聽的歌。這三封手劄裏，寫給厄特裏的那封連信封都保存了，貼著一個便士郵票，教士地址在
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倫那幾年住過那一區附近，搭火車天天經過，是個老鄉鎮，綠蔭怡人，整天懶洋洋，連火車站月台上的鳥膽子好像都比別處的鳥大，不避人。奇怪，1827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詩集書後貼了一張對折手稿，寫明是丁尼生沒有發表過的詩，共五節。字跡纖秀，英國朋友說不像丁尼生筆跡，我看也不像。這三本書裏夾著的三封手劄《丁尼生書信集》裏都收錄，那五節未發表的詩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傳記材料，也許拚得出頭緒。
我今年六十八，獵書獵字獵句獵了大半輩子，偶然獵得這樣一盒老書幾頁舊信，依然高興得不得了。小時候家裏大人帶我去一家破廟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說老和尚相術高明，隨便批兩句嚇得倒一眾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頭說：“十七歲出外漂泊，二十三歲與字與書結緣，一生不渝，旁的枝枝葉葉盡是造化，不必多說！”大人們半信半疑，半喜半憂，溜到嘴邊的一句話隻好吞下肚子裏去：“靠字靠書，這孩子將來愁不愁衣食？”羅素說他兩歲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讀詩，對著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兩行詩。我是抗日嬰兒，生下來逃難逃不停，拖到六歲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總之過完十七歲生日，我真的漂洋到台灣讀書，畢了業顛顛簸簸住過許多陌生的地方，沒有一天離開過字與書。二十三歲在新加坡牛車水一家破舊陰暗的書店裏淘到一函線裝《夢溪筆談》，我高興得兩眼泛淚，“是宋版書嗎？”朋友嚇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說。多年後在倫敦買到第一本狄更斯殘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廟裏老和尚不點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長進。惟其不長進，這幾十年裏我才摸不著天多高地多厚地寫得出幾十本書：
心中學問越小，筆下膽子越大。美國幽默作家羅伯特·本奇利說，他寫作寫了十五年才發現他根本毫無寫作天分：“可惜我已經太有名了，沒辦法封筆。”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孫子彼得寫《大白鯊》拍成電影紅得不得了。老本奇利當過演員也寫過戲劇評論，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給《生活》雜誌和《紐約客》寫劇評叫好又叫座。我連改行寫劇評都太晚了，當演員也休想，太老了。隻好盡量守本分，拚命看書拚命玩書也拚命丟書：
看不下去的書越來越多；看得下去的書大半是老書。老書已然好玩，配上老裝幀老得典雅老得氣派，那是玩不厭的。喬伊斯《尤利西斯》1930年巴黎莎士比亞書店印得大方，水藍色封麵反白字，怕弄髒，英國舊書商替我找裝幀店做了個布麵書盒貼一塊燙金字的紅皮，妥當極了。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928年翡冷翠出版，1000本裏編號330，勞倫斯簽名，也供養在後配的書盒裏，東京那位舊書商，包了好幾層牛皮紙送到我家來。英國有個老前輩，許多年前去法國拜訪毛姆，他說毛姆家的藏書又多又整齊又體麵，毛姆坐在書房裏抽雪茄，皺起眉頭說他看書看老了也看累了，遠遠瞄著一排排的書脊隻想偷笑：“都安好，心裏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