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印度詩人泰戈爾1916年在致異國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對廣袤的世界充滿著思鄉之情。”所謂故鄉，無非那裏有載記著我們熟悉的故事的器物景致，曆久而彌新；有我們敬重的親友師長的身影足跡，雖逝而永在。在這個意義上，印度最是我思念的“故鄉”。
從西天取經說起
“西天取經”是我們自幼就熟知的故事；上印度文學課才知孫悟空脫胎於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與熱衷“少林功夫”不相幹，1990年代初，研究明代異端思想家李贄時，我寄情李氏所宗心學的源頭禪宗的始祖、在中土首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天竺僧人菩提達摩；在廣州的鬧市步行街“上下九”，佇立在紀念達摩東渡的“西來初地”牌坊和“西來古岸”的碑刻之前，徜徉在“西來庵”（今名華林寺），不禁浮想聯翩。
我雖不是佛教徒，也念誦“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的《金剛經》，冥想那“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的）祗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師徒討論佛法的盛況。我知道，恰如著名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的論文集《慣於爭鳴的印度人》第八章“中國與印度”所說，在公元第一千紀期間，中印互動的並非隻有宗教和古已有之的商貿，還有數學、天文學、醫學、建築學等等，更有雙方破除自我中心而向外看的世界觀改變。
不過，我仍想有機會時參加印度及尼泊爾的佛教“朝聖”（文化尋根）之旅，在釋迦牟尼悟道成佛的菩提伽耶，瞻仰巍峨的金剛寶座塔（大覺寺），拜謁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藍毗尼園（Lumbini）、第一次跟五比丘宣講佛法的鹿野苑，以及他的涅槃之地拘屍那羅。遙想菩提伽耶，既是印度曆史上最偉大的君主阿育王成長的地方，也是今日印度國父聖雄甘地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地。
而倡導眾生平等的佛教，在印度本土雖被印度教教義部分吸收，早已衰落，仍是低種姓的印度人爭取平權的社會政治武器。“賤民”出身的著名學者、印度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安貝德卡（Ambedkar）博士，曾於1956年帶領數千追隨者改信佛教，抗議種姓製度的慣性存在。
據多次訪印的郭宇寬先生介紹，安貝德卡博士在印度獨立後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今天被稱作印度的憲法之父，作為平等理想的偶像，在印度的每一個村莊都能看到他的塑像（9月15日在孟買訪問印度科技學院，看到會議室主席台上方並排掛著三人的畫像，居中的甘地和左側的尼赫魯我認識，右邊穿西裝打領帶戴黑框眼鏡的是誰呢？有同伴告訴我，他就是賤民出身的那位“印度憲法之父”）。
朝佛之旅當然不能不去那爛陀寺。那裏是“唐僧”玄奘師從戒賢法師、悟道並說法多年的地方。另一位如今鮮為人知的大唐“三藏法師”義淨也在那爛陀寺學習十餘年。玄奘是從北方穿越沙漠經帕米爾高原入印，而義淨是在玄奘逝世六年後坐船出海，經蘇門答臘到東印和中印參訪、修學，遊曆了三十多個國家，曆時二十五年，取回經、律、論四百餘部。他們殊途同歸的，是對智慧與真理的不懈求索。
對“舍身求法”的人該心存敬意
我們可以是無神論者，不信仰有神論者的教義，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對於那些“舍身求法”的人總該心存敬意。“求法”當然也包括求法之弘揚，如佛教的“普渡眾生”。我在寫《李贄傳》時，專門寫了一節他與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的三次會晤。目空古今的李贄對人讚歎利瑪竇是“一極標致人，中極玲瓏，外極樸實”，稱讚他的漢語作品《交友論》定義“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這個出身名門的意大利人，奉父命進了神學院，為求法傳道到印度南部、阿拉伯河東岸的果阿，在那裏的耶穌會亞洲傳教中心修習四年，然後奉派進中國，由澳門而端州（肇慶）而韶州、南昌、南京，而獲準定居北京；通過自鳴鍾、三棱鏡、日晷等實物將機械、物理、天文等當時最先進的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他主持繪製《山海輿地全圖》，讓中國士大夫認識了世界之大；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由李之藻筆錄《同文算指》（數學）、《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等等。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用《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的話說，是“兩大文明之間聯係的最高範例”；用他病逝後，明廷首輔葉向高的話說，是“勿論其他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破例在中國的京師)賜葬地矣!”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的墓碑先後被義和團和紅衛兵毀壞，1978年10月重修。1993年我曾尋訪到阜成門外北京市委黨校內的“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寫下《小園無徑久徘徊》的憑吊之文。今年是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上海複旦大學5月11日以“文明對話與全球挑戰”為題舉辦國際論壇，有學者介紹了徐光啟與利瑪竇的“文明互動”。我則有一個心願，就是到利瑪竇當年修學的果阿邦去看看。我知道果阿的教堂和修道院是世界文化遺產，其仁慈耶穌大教堂是亞洲最主要的基督教朝聖地之一，但我並非基督徒。我知道那塊地方，自1498年達·伽馬初臨，直到1961年12月，印度部隊武力奪回果阿等三塊葡屬飛地的主權，數百年那裏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我對葡萄牙風情並無特殊好感，就是想尋訪利瑪竇的遺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