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飲 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陶淵明以前，屈原、曹操、曹植等都著重於關乎國家政治的題材，陶淵明則開創了一種新的詩歌特點和風格，就是將日常生活詩化，著重寫普普通通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重要的意義和醇厚的詩味。正如他自己所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詩歌是他生活中真情實感的體現，故而“自然”是他詩歌的最大藝術特征。他用毫不做作的語言，舒緩的節奏，淡雅的色調，毫無矯飾地表現他的內心情感，真切深刻地表現他的生活體驗。他的寫景，並不僅僅為了客觀或逼真地描述景物的特點，他的敘事，也不是為了單純地表現某一件事情，而往往是景語亦即情語，敘事中有抒情亦有說理。陶詩所描寫的對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雞犬、豆苗、桑麻、窮巷、荊扉，而且一切如實說來，沒有什麼奇特之處，然而一經詩人筆觸，便有了生活的情趣和詩意的韻味，並且往往富含著某種感悟。陶詩的語言以平淡樸素為特征，但並不是未經錘煉，而隻是不露痕跡，顯得自自然然。例如“歲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雜詩》其二），“靄靄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和郭主簿》其一），“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時運》其一），“擲”、“貯”、“翼”，都是以習見而平淡之字，寫出無限的情韻。
陶淵明在當時隻以隱士而著稱，他的文學創作沒有得到高度的評價，這是因為他平淡自然的風格與當時崇尚的華麗文風不合。但是到了後代尤其是宋以後，陶淵明卻以其士大夫的精神家園的形象，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不僅有回歸田園後的淡泊於名利，同時始終保持著士大夫的錚錚傲骨和高貴情懷。朱熹曾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魯迅也讚揚陶淵明有“金剛怒目”的一麵。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並借以安慰自己。於是，不為五鬥米折腰便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而陶詩所具有的平淡自然的風格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元代著名詩人元好問認為陶淵明詩歌“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論詩絕句》），宋代大詩人蘇軾也說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與蘇轍書》），都是對陶詩藝術特色的高度而準確的評價。曆代以來，仿效陶詩風格寫作和陶詩的詩人不絕如縷，蘇軾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個。
注意把握以下要點：陶淵明以隱士形象和田園詩風著稱於世。
《世說新語》初名《世說》，產生於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魏晉。魏晉時期戰亂頻繁、社會分裂、民族矛盾加劇，更為突出的特點是門閥士族占據了統治地位。在文化上，傳統經學不再是唯一正統的權威，由儒入玄，玄儒結合則成為新的時代風尚。當時的名士喜清談。最早起源於漢代末年太學中的清議（即評論政治，評價當時的人物），此時變成了清談，內容從關心政事轉為侈談玄遠虛清的老莊思想。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永嘉禍起，司馬氏王室偏安江左，政權頻繁更替，其統治都是實行暴政，貴族名士們隻得在夾縫中求生存，尋逸樂，這便使玄學清談之風愈刮愈盛，且往往與佛理相雜，標榜超脫虛靜，追求放任自然。《世說新語》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劉義慶（403—444）是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封臨川王，官至尚書左仆射、中書令，他崇尚儒學，晚年好佛。他召集文人學士收集編撰了反映魏晉名士風貌的《世說新語》。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餘嘉錫的《世說新語箋疏》是比較好的閱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