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人們常說，城市的空氣有利於自由。
的確如此。
一個人躲在高高的石牆後麵可以安全地對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後，當歐洲大陸的條件大幅改進時，國際商業再次成為可能，另一種曆史現象開始顯現出來。
以三個雙字詞組表示，便是：商業利於寬容。
你在一周內的任何一天，尤其是星期天，都可以改變這個論點。
溫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黨，紐約卻不行。紐約如果掀起一場驅逐所有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外籍人的運動，華爾街就會亂成一團糟，勞工運動會風起雲湧，社會將陷入崩潰，一發不可收拾。
中世紀後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個貌似大公爵的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惱新教徒；但是國際商業中心諾夫格羅德卻必須小心，惟恐惹惱前來經商的瑞典、挪威、德意誌和佛蘭芒人，這將把他們趕到維斯比去。
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可以用一整套節日的豐盛飯菜來泰然款待農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熱那亞人或布呂赫人開始在其城內迫害異教徒，那麼代表外國公司的人便會立即逃亡，隨之而來的是資金被抽走，這將使城市陷於破產。
那些不能從根本上汲取教訓的國家（如西班牙、教皇統治區和哈布斯堡的領地），被一種他們自豪地稱為“忠於信仰”的感情所驅使，無情地驅逐真正信仰的敵人。結果，它們不是不複存在，就是縮小為第七等騎士國家。
然而，商業國家和城市的統治者通常都很尊重既成事實，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維持精神上的中立狀態，天主教、新教、猶太教和中國的顧客都能照常經商，同時繼續忠於各自的特定宗教。
為了表麵的尊重，威尼斯可能通過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律，但是十人內閣小心地向憲兵解釋說，這條法律不必執行得太嚴厲，除非異教徒真的試圖占領聖馬可廣場並把它改為他們的聚會場所，否則就隨他們去吧，允許他們按照自認為合適的方式做禮拜。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做法與此類似。每個星期天，牧師們都在叱責“淫蕩女人”的罪責。但是就在附近，可怕的天主教徒正在一所不顯眼的房子裏靜靜地做彌撒，外麵還有新教的警長盯著，免得《日內瓦教義問答手冊》的狂熱崇拜者闖入這個犯禁的聚會，把可以帶來利潤的法國和意大利客人嚇跑。
這絲毫不意味著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們不再是各自教會的忠誠子民。他們和從前一樣，仍然是忠誠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過他們記得，一個漢堡、呂貝克或裏斯本的可以帶來利潤的異教徒的善良願望，要比日內瓦或羅馬的一個寒酸教士的允諾更有價值，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
把蒙田的開明和自由的見解（它們並不總是一致的）與他父親和祖父經營鯡魚生意、母親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這樣一個事實聯係起來，似乎有點牽強。但是據我看來，這些從事商業的長輩與蒙田的觀點有很大關係，他作為戰士和政治家，整個一生的特點就是強烈厭惡狂熱和偏執，這源於離波爾多市主要碼頭不遠的一家小魚鋪。
我如果當著蒙田的麵這麼說，他是不會感謝我的。因為當他出生的時候，所有“經商”的痕跡都從華麗的家族紋章中小心地抹掉了。
他的父親獲得了一點產業，便毫不吝惜地花錢，想把兒子培養成為紳士。蒙田剛剛學會走路，私人教師便往他可憐的小腦瓜裏塞滿了拉丁文和希臘文。他6歲的時候被送進中學，13歲時開始學習法律，不到20歲便成為波爾多市議會的成熟議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