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而且有許多理由），世界大戰是一場沒有軍銜的軍官的戰爭。
當將軍、上校和三星戰略家們坐在某個被遺棄的古堡的大廳裏，守著孤獨的光亮，對著數英尺長的地圖苦思冥想，直到想出能使他們得到半平方英裏領土的新戰術（以損失3萬人為代價）時，下級軍官、中士、下士卻在聰明士兵的幫助和慫恿下，幹著卑鄙的勾當，最終導致了德國防線的崩潰。
為精神獨立進行的偉大的宗教戰爭采取與此類似的方法。
沒有投入50萬兵力的正麵進攻。
沒有為敵人的炮兵提供輕鬆適意的靶子的亡命衝鋒。
更進一步說，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有時，好奇心會驅使人們詢問那天早晨誰被燒死了，明天下午誰又將被絞死。然後他們也許會發現有幾個孤注一擲的人還在繼續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從心底不讚成的某幾項自由原則而戰鬥。但是他們聽到這些消息，除了流露出一點惋惜，是否還有別的反應，我表示懷疑。除非他們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場，這些可憐的親戚才會感到痛不欲生。
情況幾乎就是如此。殉道者為之獻出了生命的事業所完成的業績不可能簡化成數學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馬力這類術語表示。
每一個研究喬達諾·布魯諾的勤奮的博士生會仔細閱讀他的作品集，通過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滿感情的詞句，包括像“國家無權告訴人們應該思考什麼”和“社會不應該用刀劍懲處那些不同意通常公認的教義的人”，他或許能寫出一篇以《喬達諾·布魯諾（1549～1600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則》為題目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論文。
但是，不再研究這些重要文字的人，必須從另一個角度來接近這個題目。
所以，我們在最後的分析中說，有許多虔誠之士，為他們那個時代的宗教狂熱、各國人民遭到的奴役所深深震撼，以至於奮起反抗。他們是不幸的人，除了背上的披風以外幾乎一無所有，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保證，但是聖火在他們胸中燃燒。他們在陸地上穿梭，討論、寫作，把高等學府裏知識淵博的教授引進學術爭論，在簡陋的鄉間酒館裏與卑賤的鄉下人謙恭地爭論，不懈地向他人宣講友善的、體諒的和博愛的福音。他們帶著成捆的書和小冊子，衣衫襤褸，四處奔走，直到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亞內地的某個悲慘的小山村裏，或者被蘇格蘭小村莊裏的醉醺醺的村民用私刑處死，要不就是在法國的一個地方市鎮被車輪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喬達諾·布魯諾的名字，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是他那類人中惟一的一個。不過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為自己認為是真理和渴望的事物所產生的不懈熱情，在所有先驅者隊伍中是如此的典型，他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典範。
布魯諾的父母是窮苦人，他們的兒子是個普通的意大利男孩，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前途，按照通常的慣例，被送進修道院，後來成為多明我會修道士。在那個修道院裏，他無事可做，因為多明我會教徒是各種形式的迫害的熱情支持者，那個時代的人稱之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們是很精明的，異端者無需把思想印成文字讓熱心的暗探嗅出味道，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聳肩膀，常常足以暴露一個人的思想，使他與宗教法庭打打交道。
布魯諾成長在一切都要俯首聽命的環境中，他是怎樣成為叛逆、丟棄《聖經》而捧起塞諾和阿納克薩哥拉的著作的，我不知道。但是這個古怪的見習修道士還沒有完成規定的課程，就被趕出了多明我會，從此以後，他成了歐洲大陸上的流浪者。
他翻過阿爾卑斯山脈。在他之前，有多少年輕人冒險穿過了這個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羅納河和阿爾弗河交彙處的巨大堡壘找到自由！
當他們發現這裏和其他地方一樣是內在的精神在指引人們的心靈，教義的改變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們的心靈和思想的改變時，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離開了。
布魯諾在日內瓦住了不到三個月。城裏擠滿了意大利避難者，他們給這個同鄉弄了一套新衣服，還給他找了一個校對員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就讀書、寫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著作，終於找到了一個誌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紀教科書所宣揚的暴政不打碎，世界就不能進步。布魯諾並沒有像自己著名的法國老師走得那樣遠，並不認為希臘人教誨的一切都是錯的。但是16世紀的人為什麼要受早在基督誕生前四個世紀寫下的詞句的束縛呢？究竟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