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時代裏，我們常常聽到關於新聞宣傳員不法活動的議論，許多好人都指責“宣傳”是現代魔鬼的一項成功發明，是吸引人們注意某個人或某項事業的一種新奇的、聲名狼藉的方法。不過這種責備自古就有。一般認為“宣傳”是最近才發明的東西，但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待過去的事件，就會發現這與事實完全相抵觸。
《舊約》中的預言家們，不管大小，都是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師。用新聞專業的話說，希臘和羅馬的曆史是一長串連綿不斷的“宣傳噱頭”。有些宣傳是高尚的，但很大部分是現在連百老彙都會拒絕的明顯厚顏無恥的東西。
像路德和加爾文這樣的改革家完全理解預先精心炮製的宣傳的巨大價值。我們不能責怪他們。有些人像路邊的雛菊一樣，謙卑地愉快地生長，但他們不是那種人。他們非常認真，他們想讓自己的觀點存在下去發揚光大。如果不吸引一大群追隨者，他們如何期望能夠獲得成功呢？
像托馬斯·肯姆皮斯這樣的人，可以由於在一個修道院的安靜角落裏生活了80年而產生巨大的道德影響力，因為這種長期的自願流放，如果適當地加以宣傳（就像已經做過的那樣），就會成為一個極好的賣點，讓人們感到好奇，要去閱讀那本經他一生祈禱和思考結晶的小書。方濟各的弗朗西斯或羅耀拉，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不管情願不情願，他們一定要求助於現在常常與馬戲團或電影新星聯係在一起的方法。
基督教特別強調謙虛，讚美那些精神謙卑的人。但是讚揚這些美德的布道卻是在現在還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的情況下進行的。
難怪那些被譴責為教會之大敵的男人和女人，在向統治西方世界的精神宗教展開偉大的鬥爭時，都從《聖經》上撕下一頁來，並采用某種相當明顯的宣傳手法。
我這裏略作解釋，是因為這位自由宣傳領域最偉大的能手——伏爾泰，經常因為有時不擇手段地利用公眾意識而受到責備。也許他並不總是顯示出高雅品位，但是那些被他救過命的人或許不這麼看。
進一步說，就像檢驗布丁要通過品嚐一樣，像伏爾泰這樣的人，衡量他的成功或失敗，應該根據他實際上為他的同胞做了什麼貢獻，而不是根據他對長袍、玩笑或壁紙的偏好。
有一次，這個怪人忽然懷著理所當然的自豪感，說：“我沒有王權又有什麼關係？我有一支筆。”他說對了。他有一支筆，他有許多支筆。他是鵝的天敵，因為他使用的鵝毛管比20個普通作家還要多。他屬於文學巨人那一類人，孤身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也能寫出與現代所有體育專欄作家全體一樣多的文章。他在肮髒的鄉村客棧裏伏案疾書，他在冰冷孤獨的鄉下客房裏創作出了難以數計的六韻步詩歌。他的潦草的手稿散亂地堆滿了他在格林尼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他把墨水飛濺到普魯士王宮的地毯上，還使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獄監獄長名字的私人信箋。當他還在玩滾鐵環和做彈球遊戲時，尼農·德·蘭克羅曾送給他一筆數目可觀的零用錢，讓他“買些書讀”。80年後在巴黎的一個城鎮裏，我們聽見他說要一捆大頁紙和無限量的咖啡，以便在無法逃脫的黑暗和長眠到來之前再寫完一部書。
但是，他撰寫的悲劇、小說、詩歌、哲學和物理學的論文，都不值得本書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評論。他的詩並不比同時代的隨便50個十四行詩人寫得好。作為曆史學家，他的資料並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學領域的探險也就是我們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看到的那種東西的水平。
但作為所有愚蠢、狹隘、頑固和殘忍之人的勇敢而不屈不撓的敵人，他的影響卻一直持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伏爾泰生活的時代是個走極端的時代。一方麵是早已無用的極端自私和腐敗的宗教、社會和經濟製度；另一方麵，有一大批積極但過分熱忱的青年男女，準備實現千年的太平盛世，但除了他們的良好願望外，完全沒有其他的實際基礎。幽默的命運把這位不引人注意的、蒼白而略帶病容的公證員的兒子扔進了鯊魚和蝌蚪的大漩渦裏，命令他要麼溺死，要麼遊出來。
他選擇了遊泳，衝到岸邊。他在長期同逆境作鬥爭當中所使用的方法，其性質常常是令人懷疑的。他乞求，諂媚，充當小醜的角色，但這是在沒有版稅和著作權代理人之前的年代。讓這個從來也不為混飯吃而粗製濫造作品的人拋出第一塊石頭吧！
再給伏爾泰多扔幾塊磚頭，他也不會太在意的。在他獻身於與愚蠢作鬥爭的漫長而忙碌的一生中，經曆了太多的失敗，不會再在乎被當眾打一頓或是挨了人家扔來的香蕉皮這類小事。但他是一個不管遇到什麼挫折都不屈不撓、興致勃勃的人。如果今天他必須在陛下的監獄裏消磨時光，明天他又會在驅逐他的同一個宮廷裏得到一個高貴的有頭銜的職位。如果說他的一生都被迫聆聽那些憤怒的鄉村教士罵他是基督教的敵人，那麼在一個塞滿了昔日情書的碗櫥的某個角落裏，不是有那枚教皇贈送給他的漂亮的勳章嗎？不是證明他既能受到聖教會的讚許，也能受到它的非難嗎？
這是不足為奇的。
他盡情地享受人間的快樂，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過著奇怪的、豐富多彩的生活。
按家庭出身，伏爾泰屬於上等的中產階級。他的父親，由於缺乏一個得體的名稱，我們可以稱之為開私營信托公司的那類人。他是一批富豪貴族的心腹差役，照顧他們的法律和財務利益。因此，年輕的亞魯艾（這是他家族的姓）習慣於接觸稍高於自己的社會階層，這在後來的生活中給予了他壓倒大多數文學對手的有利條件。他的母親原是德·奧瑪爾德小姐，是個窮姑娘，沒給丈夫帶來一分錢的嫁妝。但是她的姓前擁有一個小小的“d”字，所有法國中產階級（以及所有歐洲人，特別是一些美國人）對此都肅然起敬，她丈夫也覺得獲得這樣的獎賞相當幸運。她的兒子也沉浸在被封為貴族的外祖父母給他帶來的榮耀裏，他一開始寫作就把帶有平民色彩的弗朗索瓦·瑪利·亞魯艾改為更具貴族色彩的弗朗索瓦·瑪利·德·伏爾泰，但是他是如何和在什麼地方看上這個姓的，還是一個謎。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姐姐在母親去世後一直照料他，他衷心地熱愛他的姐姐。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實教士，非常熱情和正直，但使伏爾泰心煩意亂，這是他盡可能不在父親名下生活的一個原因。
父親亞魯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發現小兒子是一個很難管束的人，為此把兒子送到耶穌會，以便他能精通拉丁文六韻步詩和適應斯巴達式的紀律。善良的神父們盡心指教，給這個下肢細長的學生進行已經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語言的紮紮實實的基礎訓練。但是他們發現不可能根除這孩子的某種“古怪的”才能，這使他一開始就有別於其他的學生。
伏爾泰17歲的時候，教士們都願意讓他離開耶穌會。為了讓父親高興，年輕的弗朗索瓦開始學習法律。不幸的是，一個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地讀書，懶散的晚上有許多漫長的時光。為了消磨掉這些時光，伏爾泰不是為地方報紙撰寫一些滑稽的小短文，就是在附近的咖啡館給他的哥們兒朗讀他的文學新作。兩個世紀以前過這種生活一般被認為是要下地獄的。父親亞魯艾充分估計到了他的兒子所冒的危險。他求助於一個有勢力的朋友，為弗朗索瓦在法國駐海牙公使館裏謀得一個秘書職位。作為荷蘭的首都，海牙當時和現在一樣，沉悶得令人發瘋。由於閑極無聊，伏爾泰開始和一個並不特別吸引人的女孩談起了戀愛。女孩的母親是一個社交界的記者，一個可怕的老太婆。這位夫人希望自己的寶貝女兒嫁一個更有前途的丈夫，就急匆匆地找到法國公使，請求他在整個城市還不知道這件醜聞之前，調走這個危險的羅密歐。公使自己的麻煩事已經夠多了，不想再有麻煩，便把自己的秘書匆忙攆上下一班去巴黎的公共馬車。弗朗索瓦丟了工作，發現自己再次處於父親的支配之中。
在這緊急的時刻，亞魯艾想了一個權宜之計，這種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國人采用。他請求並得到了一封“蓋有國王封印的監禁信”，迫使兒子做出選擇，要麼到監獄去過強製的空閑生活，要麼到法律學校勤奮努力。兒子說他選擇後者，並保證做勤奮和努力的模範。他果然信守諾言，但投入的是自由創作小冊子的幸福生活，他是如此勤奮，以至於整個城鎮都議論紛紛。這不符合他與父親達成的協議，於是他父親決定運用做父親的權力，把兒子從塞納河畔的尋歡作樂的場所弄走，送到鄉下的一位朋友家裏，讓這個年輕人在那裏待一年。
在那裏，每一周的每一天都有24小時的閑暇時間（包括星期日在內），伏爾泰開始非常認真地學習文學，並且創作出了他的第一個劇本。經過了12個月的清新空氣和非常健康的單調生活之後，他被準許回到空氣中充滿香水味的首都，他馬上寫了一係列諷刺攝政王的文章來彌補失去的時間。其實那個卑鄙的老家夥，罵他什麼都不過分，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伏爾泰這樣替他做“宣傳”。於是，伏爾泰被第二次流放到鄉下，但接著他寫得更多了，最後還不得不去巴士底獄待一段時間。但是當時的監獄，也就是說，為像伏爾泰這樣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年輕紳士準備的監獄，並不是一個壞地方。囚犯不允許擅自離開房間，但是除此之外，願幹什麼，悉聽尊便。這正是伏爾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一間孤單的牢房給了他認真工作的機會。他被釋放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好幾個劇本，上演都非常成功，其中一部連續上演了45個晚上，打破了18世紀的所有紀錄。
這不僅使他賺了一筆錢（他非常需要錢），而且也使他獲得了“才子”的名聲，這對於一個仍然必須為前途奮鬥的年輕人來說是最不幸的了，因為從此以後，人們把凡在林蔭道上或是咖啡館裏流行幾個小時的玩笑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順便說一句，這是他到英國學習文科政治學的研究生課程的原因。
1725年發生了一件事，伏爾泰諷刺了（或是沒有諷刺）那個古老而又無用的羅漢家族幾句，羅漢爵士感到自己的榮譽受到了侵犯，必須采取措施。當然，布列塔尼（法國一地區）古代統治者的後代是不可能和一個公證員的兒子舉行決鬥的，這位爵士就把複仇的事交給了他的侍從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