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大學
今天承各位青年朋友如此熱烈歡迎，深感榮幸。本人於四年前曾來台中，當時所聽到有關於東大者，僅僅是一個董事會，甚至連校名也未曾確定；四年後的今天，東大不僅是開學了，而且有這麼好的建築，這麼幽靜的環境，最高班也已至三年級了。這種迅速的進度，實在令人敬佩，我願意借今天的機會向各位道喜！
我在美國時，曾看過貝聿銘先生的建築設計，今天在此地又看到東大的校舍，諸位能在這麼一個美麗的建築、安靜的環境中，安居樂業，專心研究，實在是夠幸運了！昨天我在北溝看到許多名貴的古籍和曆代的藝術作品，就聯想到貴校的地理優勢，假如諸位每周都能有機會看看故宮文物和中央圖書館的藏書，真是太理想了，因為這兩個寶庫中所收藏的，全是我國的精華，不僅是國寶，即在全世界，也占著最崇高的價值。
我現在已決定回美後，於本年秋間，和內子帶一些破爛的書籍一同回來，那時希望有更多的時間，一方麵研究，一方麵可以多來東大看看，多作幾次有關學術的講演。
東大是一所私立的大學，到底私人設立的大學，對於一個國家的曆史和地位又有什麼關係，什麼影響呢？今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說是最困難的時候，大陸被極權者統治著，我們過去在學術上的一點成就和基礎，現在可說是全毀了。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爭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占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基礎現在全毀了。所以諸位今天又得在這一個自由的寶島上，有如平地起樓台，這是何等艱巨的一份工作啊！
說到這裏，我們應該想想今天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又占著一個怎樣的地位！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點我們不能否認，也必須了解的，就是有關於公私立大學校的延續問題，我國可考的曆史固然已有四千年，但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有過六十年以上曆史的大學。我國第一個大學，就是漢武帝時，由公孫弘為相，發起組織，招收學生所設立的太學。這所太學，就是今日國立大學的起源，不過在設立之初隻有五個教授，五十個學生，也就是所謂五經博士。至紀元後一百多年，王莽篡漢時，這個太學不僅建築擴大了，而且學生人數，也達到一萬人，光武中興時的許多政壇人物，多是出身自這所太學。到第二世紀，這所太學的學生已發展到三萬多人，比當今之哈佛、哥倫比亞等，毫無遜色。最可惜的，是當時政治腐敗達於極點，因此許多的太學生，就開始批評政治，進而幹預，結果演成黨錮之禍，使太學蒙受影響。其後各代雖也有太學，但沒有多大作用，到最後太學生可以用錢捐買，因此就不成為太學了。此外漢代也有私人講學，其學生多少不等，有的三五百，有的二三千，這可以說是私立大學的起源，如鄭玄所創者，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自紀元二百年鄭玄逝世，至一千二百年朱熹逝世，在這一千年中，中國的學術多靠私人講學傳授闡揚，不過因政治問題，常受到壓迫，雖然環境如此，但私人講學並沒有因此而中輟，而且仍舊成為傳播學術的重要基礎，如曆代的書院，與學派的盛行，都是實例。
中國的高等教育雖然發達得很早，但是不能延續，沒有一個曆史悠久的學校，比起歐美來，就顯然落後了。即使新興的國家如菲律賓，也有三百多年曆史的聖多瑪大學。美國的曆史隻有一百六十餘年，而美國的大學如哈佛、哥倫比亞等，都有二三百年的曆史。至於歐洲，尤其古老，如意大利就有一千年和九百多年曆史的大學，英國的牛津和劍橋曆史也達到八九百年，若幾百年曆史的大學，在德、法等國也為數不少。為什麼曆史不及我們的國家，會有那麼長遠曆史的大學，而我國反而沒有呢？因為人家的大學有獨立的財團，獨立的學風，有堅強的組織，有優良的圖書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獨立自由繼續的研究，和堅強的校友會組織，所以就能曆代相傳，悠久勿替；而我們的國家多少年來都沒有一個學校能長期繼續，實在是很吃虧的。
這幾十年來，教會在中國設立了很多優良的大學和中學，它們對於近代的學術實在有很多的貢獻和影響，可惜現在又都沒有了，因此這些光榮的傳統，就不得不再落於諸位的身上。中國的私立學校是否在將來世界的學術上占一席地，其在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又若何，可以說都是諸位的責任。我以為私立學校有其優點，它比較自由，更少限製。所以我希望東海能有一個好榜樣，把握著自由獨立的傳統，以為其他各校的模範，因為隻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才能有高價值的創造，這也就是我今天所希望於諸位的。
（1958年5月7日在台中東海大學的講話。原載1958年5月8日台北《中央日報》；收入《胡適演講集》中冊（1970年台北出版）等）
提高與普及
今天我帶病來參與開學典禮，很願意聽聽諸位新教授的言論及對於我們的希望。我從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來到本校，參與了三年的開學典禮。一年得一年的教訓，今天又是來親受教訓的日子了。
我本來不預備說話，但蔣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談話的一部分，偏偏把“且聽下回分解”的話留給我說，所以我不能不來同諸位談談。
我暑假裏，在南京高等師範的暑期學校裏講演，聽講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時髦的教員了。這些教員是從十七省來的，故我常常願意同他們談天。他們見麵第一句話就恭維我，說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我聽了這話，真是“慚惶無地”。因為我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們又常常問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實在回答不出來。我以為我們現在那裏有什麼文化，我們北京大學，不是人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嗎？你看最近的一期《學藝雜誌》裏有一篇《對於學術界的新要求》，對於我們大學很有些忠實的規諫。他引的陳惺農先生對於編輯《北京大學月刊》的啟事，我們大學裏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共同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隻出了五本。到陳先生編輯的時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幾篇，方才敷衍過去。《大學叢書》出了兩年，到現在也隻出了五大本。後來我們想，著書的人沒有，勉強找幾個翻譯人，總該還有，所以我們上半年，弄了一個《世界叢書》，不想五個月的經驗結果，各處寄來的稿子雖有一百多種，至今卻隻有一種真值得出版。像這樣學術界大破產的現象，還有什麼顏麵講文化運動。所以我對於那一句話的答語，就是：“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麼新文化。”再講第二問題，現在外麵學界中總算有一種新的現象，是不能不承認。但這隻可說是一種新動機、新要求，並沒有他們所問的新文化運動。他們既然動了，按物理學的定理，決不能再使不動。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有用有結果的路上去。
這種動的趨向有兩個方麵：
（一）普及 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麼解放、改造、犧牲、奮鬥、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這叫做“普及”。這種事業，外麵幹的人很多，盡可讓他們幹去，我自己是賭咒不幹的，我也不希望我們北大同學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這一方麵，我希望大家一齊加入，同心協力用全力去幹。隻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燈決不如屋頂的燈照得遠，屋頂的燈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陽照得遠，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既有這種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們就應該好好預備一點實在的東西，去滿足這種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詞，去解決他們的智識饑荒，這豈不是耶穌說的“人問我討麵包，我卻給他石塊”嗎？
我們北大這幾年來，總算是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剛才說過，我們自己在智識學問這方麵貧窮到這個地位，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慚愧不慚愧，慚愧不慚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與學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功夫。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我們若想求高等學問，非先求得一些求學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國語、國文、基本科學，這都是求學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應該拿著這種切實的工具，來代替那新名詞的運動，應該用這種工具，去切切實實的求點真學問，把我們自己的學術程度提高一點。我們若能這樣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後，也許勉強有資格可以當真做一點“文化運動”了。二三十年以後，朱逷先生和陳女士做中國現代史的時候，也許我們北大當真可以占一個位置。
我把以上的話總括起來說：
若有人罵北大不活動，不要管他；若有人罵北大不熱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說北大的程度不高，學生的學問不好，學風不好，那才是真正的恥辱！我希望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麵做功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這是胡適1920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演詞。原載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又載1920年9月23日《晨報副刊》。收入《胡適教育文選》（柳芳主編）等）
杜威的教育哲學
這一篇本是蔣夢麟先生要做的。因為他陪杜威先生到杭州去了，我看他忙得很苦，所以自己效勞，做了這一篇。但是我不是專門學教育的人，做的教育學文章，定然不能有蔣先生那樣透切。我希望諸位讀者把這篇文章看作一篇暫時代勞的文章。
胡適
杜威先生常說：“哲學就是廣義的教育學說。”這就是說哲學便是教育哲學。
這句話初聽了很可怪，其實我們如果仔細一想，便知道這句話是不錯的。我們試問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哪一個不是教育家？哪一個沒有一種教育學說？哪一種教育學說不是根據於哲學的？我且舉幾個例。我們小時讀《三字經》開端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這幾句說的是孔子的教育哲學。《三字經》是宋朝人做的，所代表的又是程子、朱子一派的教育哲學。再翻開朱注的《論語》，第一章“學而時習之”的底下注語道：“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複其初也。”請看他們把學字解作仿效，把教育的目的看作“明善而複其初”，這不是極重要的教育學說嗎？我們如研究哲學史，便知道這幾句注語裏麵，不但是解釋孔子的話，並且含有禪家明心見性的影響。這不是很明白的例嗎？再翻開各家的哲學書，從老子直到蔡元培，從老子的“常使民無知無欲”直到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哪一家的哲學不是教育學說呢？懂得這個道理，然後可以知道杜威先生的哲學和他的教育學說的關係。
杜威的教育學說，大旨都在鄭宗海先生所譯的《杜威教育主義》（《新教育》第2期）裏麵。現在且先把那篇文章的精華提出來寫在下麵（譯筆略與鄭先生不同）：
（一）什麼是教育？
教育的進行在於個人參與人類之社會的觀念。……真教育隻有一種：隻有兒童被種種社會環境的需要所挑起的才能的活動，這才是真教育。
（二）什麼是學校？
學校本來是一種社會的組織。教育既是由社會生活上進行，學校不過是一種團體生活，凡是能使兒童將來得享受人類的遺產和運用他自己的能力為群眾謀福利的種種勢力，都集合在裏麵。簡單說來，教育即是生活，並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
（三）什麼是教材？
學校科目交互關係的中心點不在理科，不在文學，不在曆史，不在地理，乃在兒童自己的社會生活。
總而言之，我深信我們應該把教育看作經驗的繼續再造；教育的目的與教育的進行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
（四）方法的性質。
方法的問題即是兒童的能力與興趣發展的次序的問題。
（1）兒童天性的發展，主動的方麵先於被動的方麵；……動作先於有意識的感覺。意思（智識的和推理的作用）乃是動作的結果，並且是因為要主持動作才發生的。平常所謂“理性”，不過是有條理有效果的動作之一種法子，並不是在動作行為之外可以發達得出來的。
（2）影像（Images）乃是教授的大利器。兒童對於學科所得到的不過是他自己對於這一科所構成的影像。……現在我們用在預備功課和教授功課上的許多時間和精力，正可用來訓練兒童構成影像的能力，要使兒童對於所接觸的種種物事都能隨時發生清楚明了又時時長進的影像。
（3）兒童的興趣即是才力發生的記號。……某種興趣的發生，即是表示這個兒童將要進到某步程度。……凡興趣都是能力的記號，最要緊的是尋出這種能力是什麼。
（4）感情乃是動作的自然反應。若偏向激動感情，不問有無相當的動作，必致於養成不健全和乖僻的心境。
（五）社會進化與學校
教育乃是社會進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據於社會觀念，支配個人的活動，這便是社會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這種教育見解，對於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都有適當的容納。一方麵是個人的，因為這種主張承認一種品行的養成是正當生活的真基礎。一方麵是社會的，因為這種學說承認這種良好的品行不是單有個人的訓戒教導便能造成的；乃是倚靠一種社會生活的影響才能養成的。
以上所記，可說是杜威教育學說的要旨。再總括起來，便隻有兩句話：（1）“教育即是生活”，（2）“教育即是繼續不斷的重新組織經驗，要使經驗的意義格外增加，要使個人主持指揮後來經驗的能力格外增加。”（Democracy and Education，pp．89~90）我所要說的杜威教育哲學，不過是說明這兩句話的哲學根據。我且先解釋這兩句話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