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往往可以轟動一時，凡轟動一時的事，起先無不是可怪異的。比如纏足，當時一定是很可怪異的，而後來風行了幾百年。近來把纏小的足放為天足，起先社會上同樣以為可怪，而現在也漸風行了。可見不是可怪，就不能轟動一時。社會的進化，純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犧牲名譽、性命，而作可怪的事，說可怪的話以演成的。
社會的習尚，本來是革不盡，而也不能夠革盡的，但是改革一次，雖不能達完全目的，至少也可改革一部分的弊習。譬如辛亥革命，本是一個大改革，以現在的政治社會情況看，固不能說是完全成功，而社會的弊習——如北京的男風，官家廳的公門，……等等——附帶革除的，實在不少。所以在實際上說，總算是進化的多了。
這第二點的要義：個人的成分，雖僅占千分之一，而這千分之一的個人，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的一切發明，都是由個人一點一點改良而成功的。惟有個人可以改良社會，社會的進化全靠個人。
學生與社會
由上一層推到這一層，其關係已很明白。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係，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這是因為學生是受過教育的人，中國現在受過完全教育的人，真不足千分之一，這千分之一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在社會上所負的改良責任，豈不是比全數受過教育的國家的學生，特別重大嗎？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視眼戴了一副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學生讀了書，造下學問，不是為要到他的爸爸麵前，要吃肉菜，穿綢緞；是要認他爸爸認不得的，替他爸爸說明，來幫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選擇，他能知道，告訴他爸爸，給他爸爸製肥料，選土壤，那他家中的收獲，就可以比別人家多出許多了。
從前的學生都喜歡戴平光的眼鏡，那種平光的眼鏡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我說社會的改良，全靠個人，其實就是靠這些戴近視鏡，能看人所看不見的個人。
從前眼鏡鋪不發達，配眼鏡的機會少，所以近視眼，老是近視看不遠。現在不然了，戴眼鏡的機會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門來，讓你去戴。若是我們不配一副眼鏡戴，那不是自棄嗎？若是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遠的平光鏡，那也是可恥的事呀。
這是一個比喻，眼鏡就是知識，學生應當求知識，並應當求其所要的知識。
戴上眼鏡，往往容易招人家厭惡。從前是近視眼，看不見人家臉上的麻子，戴上眼鏡，看見人家臉上的麻子，就要說：“你是個麻子臉。”有麻子的人，多不願意別人說他的麻子。要聽見你說他是麻子，他一定要罵你，甚而或許打你。這一層意思，就是說受過教育，就認識清社會的惡習，而發不滿意的批評。這種不滿意社會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識，原是為發現社會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對於社會仍是處處覺得滿意，那就是你的眼鏡配錯了光，應該返回去審查一審查，重配一副光度合適的才好。
從前伽利略因人家造的望遠鏡不適用，他自己造了一個擴大幾百倍的望遠鏡，能看木星現象。他請人來看，而社會上的人反以為他是魔術迷人，罵他為怪物、革命黨，幾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撓，不可拋棄他的學說，停止他的研究，而望遠鏡竟為今日學問上、社會上重要的東西了。
總之，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有圖書。若是沒骨子便在社會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奮鬥精神，認為是真理，雖死不畏，都要去說去做。不以我看見我知道而已，還要使一班人都認識，都知道。由少數變為多數，由多數變為大多數，使一班人都承認這個真理。譬如現在有人反對修鐵路，鐵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會的，你們應該站在房上喊叫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修鐵路的好處。若是有人厭惡你們，阻擋你們，你們就要拿出奮鬥的精神，與他抵抗，非把你們的目的達到。不止你們的喊叫宣傳，這種奮鬥的精神，是改造社會絕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現在哪裏去了？他們的消滅不外兩個原因：（1）眼鏡不適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為是一個出風頭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漢子。現在人都笑他為守舊、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適用的眼鏡換一換的緣故。（2）無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軟了，人家給他些錢，或給他一個差事，教他不要幹，他就不敢幹了。沒有一種奮鬥精神，不能拿出“你不幹我幹，我偏要幹”的決心，所以都消滅了。
我們學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兩點：眼鏡的光若是不對了，就去換一副對的來帶；摸著脊骨軟了，要吃一點硬骨藥。
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講一個故事來作結束。易卜生所作的《國民公敵》一劇，寫一個醫生司鐸門發現了本地浴場的水裏有傳染病菌，他還不敢自信，請一位大學教授代為化驗，果然不錯。他就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和一般股東因為改造浴池要耗費資本，拚死反對，他的老大哥與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誘，但他總是不可軟化。他於萬分困難之下設法開了一個公民會議，報告他的發明。會場中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出場去，褲子撕破，宣告他為國民公敵。他憤氣不過，說：“出去爭真理，不要穿好褲子。”他是真有奮鬥精神，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於這種迫逼之下還是不少退縮。他說：“世界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們要改良社會，就要學這“爭真理不穿好褲子”的態度，相信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強力的人”的名言。
（1922年2月19日在平民中學的演說詞。原載1922年3月10日《共進》增刊第11期。收入《胡適教育文選》（柳芳主編）等）
愛國運動與求學
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說的好：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他又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
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要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卻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了解：
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
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
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隻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麵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與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裏覺的難為情嗎？你心裏不安嗎？——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
德國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譜裏（英譯本頁一八九）曾說，他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侖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裏，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葛德正關著門，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聲”。
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一個創始者。然而他當普魯士被拿破侖踐破之後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著手計劃一個新的大學——即今日之柏林大學。那時候，柏林還在敵國駐兵的掌握裏。費希特在柏林繼續講學，在很危險的環境裏發表他的《告德意誌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往往在他講學的堂上聽得見敵人駐兵操演回來的笳聲。他這一套講演——《告德意誌民族》——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喪誌，不要驚皇失措；他說，德意誌民族是不會亡國的；這個民族有一種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德意誌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的國家是不會亡的。
後來費希特計劃的柏林大學變成了世界的一個最有名的學府；他那部《告德意誌民族》不但變成了德意誌帝國建國的一個動力，並且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國家主義的一種經典。
上邊的兩段故事是我願意介紹給全國的青年男女學生的。我們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與費希特。我們隻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裏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裏，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
雙十節的前一日，我在燕京大學講演“究竟我們在這二十三年裏幹了些什麼？”各報的記錄，都不免有錯誤。我今天把那天說的話的大意寫出來，做一篇應時節的星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