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連任“總統”難遏民主自由呼聲
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複職視事”續當“中華民國總統”，可是這個“總統”還是1948年4月在南京舉行的“行憲國大”選出的。按照那部“憲法”規定，總統的任期是六年，到了1954年任期屆滿，應當改選；那些“國民大會代表”也應當改選。但如今負隅台灣孤島，怎麼能選得出包括全國各省、市、區的“國民大會代表”來呢？蔣介石決定動用1948年5月公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獲得的權力，來否定“憲法”的規定。1953年9月蔣介石宣布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繼續行使職權。於是，1954年2月19日至3月25日在台北召開了的“國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選舉蔣介石連任“總統”，另選陳誠為“副總統”。過了六年，蔣介石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又滿，而按“憲法”規定“總統”隻能連任一次，但蔣介石不願把“總統”這個尊銜讓給別人。1960年2月20日至3月25日的“國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便又來修改“臨時條款”，決定：“動員戡亂時期總統連選得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的限製。”這個修改，不僅使蔣介石可以出任第三屆“總統”，而且可以接連擔任。結果直至最後去世，他當了長達二十七年的“終身總統”。
蔣介石在台灣雖然獨攬大權，令人畏懼，但是當“終身總統”這件事也並不是沒有遇到過麻煩。就在他準備連任第三屆“總統”時，在海島內外，出現了一股公開反對的聲浪。
1959年元旦剛過，一本名為《自由中國》的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欣幸中的疑慮》的文章，對於已經七十二歲的蔣介石是否還要出任第三屆“總統”，公開提出懷疑，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本來就對蔣介石的極權統治懷有不滿，此時便紛紛投書《自由中國》表示讚同。
半年間，這本雜誌不斷發表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的文章。6月16日第十三期上更刊出《蔣總統不會做錯了決定吧》一文，直指蔣介石，反對他再當“總統”。《自由中國》雖然明白無力阻擋，但仍然連篇累牘地刊發《護憲乎？毀憲乎？》、《擁護蔣總統繼續領導而不讚同連任》、《豈容禦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敬向國大代表同仁說幾句話》、《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等文。
《自由中國》敢冒大不韙，以激烈的言辭公然反對蔣介石專權統治，並非偶然。它自1949年11月在台北創刊，揭櫫的宗旨即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為目標，要“促進政治現代化、民主化”，支持和督促國民黨當局“走向進步，以抵抗中共，早日反攻大陸”。為此，《自由中國》對台灣社會的種種腐敗現象經常進行廣泛的批評。1954年6月曾刊出一篇題為《搶救教育危機》的“讀者來信”，批評台灣當局在學校裏“假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逼迫學生“三更眠，五更起”去背誦“連篇累牘、念之不盡、讀之不竭”的“三民主義、總理遺教、總統訓詞、青年救國團發下來的必讀小冊子”；還有大量的課外負擔，學生“有時要去三軍球場維持秩序，有時要去中山堂開戰鬥晚會，有時要開展各種募捐，有時要去勞軍，有時要去遊行，……‘名目繁多’、‘不及備載’”。這篇讀者來信呼籲：“不能讓青年在受教育的階段就使他們對於民主製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認識。”由於文章切中時弊，一時間，指責教育當局的“黨化”和批評蔣經國實際負責的“反共青年救國團”的輿論相當強烈，蔣介石勃然大怒。然而更使蔣介石惱火的事接連不斷。
1956年10月，是蔣介石七十歲的生日。蔣介石表示“婉謝祝壽”，而列舉了“應興應革的要政”及“對個人公私生活”等六個方麵，說“希望同胞們和公私報紙刊物”“提供具體的建議或建設性的批評”，“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眾議”。這本是一番姿態，但有些人抓住機會表達了壓抑已久的積憤之言。《自由中國》立即出版了“祝壽專號”，集中發表了社論和胡適、蔣勻田、陳啟天、陶百川、徐道鄰、雷震等人撰寫的十五篇文章，要求蔣介石保證言論自由，實行民主憲政，改革台灣的政治、軍事製度。題為《壽總統蔣公》的社論，言詞犀利，要求蔣介石創造從群眾中產生繼任“總統”和領袖人物的民主風氣和規則、秩序，學習華盛頓，不做“第三任總統”；要求蔣確立責任內閣製，改變一切決斷歸之於“總統”的不正常狀態；要求蔣實現“軍隊國家化”，不要在軍隊裏設立國民黨黨部；還要求蔣取消“青年救國團”，貫徹“自由教育”方針。胡適的文章是在美國加州大學趕寫出來的，題為《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件事為總統蔣公祝壽》，勸蔣介石不要事必躬親，而應“乘勢以為本，禦眾智以為馬”，像《呂氏春秋》所說的那樣，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元首。《自由中國》這期“祝壽專號”引起台灣民眾及海外僑胞的極大的注意，爭相購閱，因而先後加印再版達十一次之多。
接著，《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題，在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先後發表了十五篇社論，逐一批評指責了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司法、教育、文化、新聞自由等諸方麵的種種問題，尤其是第一篇討論“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問題，引起蔣介石的極大不滿。這篇社論指出：反攻的可能性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可是當局卻抱住這個口號不放，為它的“一黨獨大”打掩護，為所欲為，使“人權自由受到嚴重的妨害，政治向著反民主的道路發展”；弄得“反攻”“尚在毫無端倪之時，我們已經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基本權利。社論呼籲當局不要再空喊“反攻大陸”了，應當“停止製造精神緊張”。《自由中國》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抨擊日益激烈，以至於發展到1959年公開提出反對蔣介石續任第三屆“總統”。
二、“諍臣”胡適難逃厄運
《自由中國》為什麼敢於公開發表如此激烈的反對言論呢？這是由於它自恃所言一切均是反共、是“支持並督促國民黨政府走向進步”的。尤其是因為它得到美國某些反共的人多方支持，而胡適又是它的創刊者和發行人。胡適長期以來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在蔣敗退大陸前夕還受命去美國遊說爭取援助。《自由中國》的發刊詞，就是他在去美國的輪船上寫成的。他在美國擔任《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後來“發行人”一職雖由雷震繼任，他仍然滿腔熱情地支持這本雜誌，並常撰寫文章交《自由中國》發表。他多次表示希望自己能當一個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諍臣”、“諍友”，推動他們在台灣全麵實行西方的自由民主製度。由於胡適在學術和文化教育界的崇高地位，在美國也很有影響，盡管蔣介石對他的一套民主自由不以為然，但在表麵上對他一直頗為尊重。1954年台北舉行“國民大會”時，蔣還把胡請回來擔任大會臨時主席。1957年11月蔣又任命他為“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支持《自由中國》辦成一個“言論自由的機關”，並且一再演說、撰文大講“爭取言論自由”，甚至規勸“當政的人應該極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評”，蔣雖然老大的不高興，但是礙於胡適在國際上尤其是在美國的聲望，不滿隻能強壓心頭。
然而蔣介石絕不能容忍《自由中國》肆無忌憚地反對自己。他不便直接向胡適開刀，就殺雞給猴子看，於1954年12月28日下令將《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開除出黨。雷震是個在國民黨內頗有地位和聲望的人，1917年在日本即由戴季陶和張繼介紹加入國民黨，長期在國民黨內擔任要職，曾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46年“國民大會”副秘書長。雷在台灣主編《自由中國》，也是一心要為維護國民黨統治和“反攻複國大業”效力的。如今雷被開除出黨，但在胡適支持下撰文批評台灣當局有增無減。《自由中國》的文章日益尖銳，且標榜“捍衛民主製度”、“支持政府進步”，甚至是響應蔣介石的“直率抒陳所見”號召，使蔣介石和台灣當局欲加壓製又要顧慮“影響國際觀瞻”。1956年12月蔣經國的“國防部總政治部”曾在內部發了一個《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極密“特種指示”，下令國民黨員對《自由中國》的“祝壽”文章口誅筆伐，使它“在人們心理上產生一種極惡劣的印象”，但又要特別注意避免暴露黨員身份。這種“總攻擊”當然不能嚇退胡適和雷震等人，反而更加激怒了他們。《自由中國》上抨擊國民黨的獨裁專製的文章更加激烈，還一再鼓吹成立反對黨，有文章說：“必須創立新黨，始能解決台灣麵臨的任何重大問題。”此後，胡適和雷震等人便醞釀籌組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目標就是向國民黨獨裁挑戰，爭取政治民主和自由。
如前所述，對蔣介石連任第三屆“總統”，《自由中國》連續發表文章表示反對。但蔣介石執意要修改“憲法”參選第三屆“總統”。於是，一些禦用報紙、期刊不斷報道眾人如何“擁戴”、“期盼”，還連篇累牘地發表擁戴信、勸進電。胡適對此十分反感，曾要求當麵向蔣介石諫言勸阻，但蔣借詞推脫避而不見。胡乃通過陳誠、張群等蔣的近臣向蔣表達己見，“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不違反憲法，一切依據憲法，是‘合法的’”。胡適還說：“為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蔣先生能在這一兩個月裏，作一個公開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總統，……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國人和全世界人都會對他表示尊敬與佩服。”
蔣介石次第聽到陳誠、張群等人的轉述後，大不高興，說胡“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灣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蔣在日記中更是寫下了對胡適的惱恨：“此種無恥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甚至說胡適“滿心想來操縱革命政治，危險極矣”。後來聞知胡適已聽人勸告不再反對自己參選，蔣介石特意讓胡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參與主持選舉自己任第三屆“總統”事，這實在是對胡適的一種莫大諷刺。
此後，雷震等人在胡適的支持下加緊籌組“中國民主黨”，蔣介石震怒不已。他不能容許冒出個反對黨同自己唱對台戲。1960年7月9日胡適離台赴美後，蔣介石決定使用專政手段處置雷震等人。蔣對此亦有斟酌：“雷逆逮捕後，胡適如出而幹涉，或其在美公開反對政府時，應有所準備：甲、置之不理；乙、間接警告其不宜返國。”《中央日報》等報刊隨即連續發表文章，嚴厲斥責成立反對黨是配合共產黨“統戰”、“造成台灣混亂”的“顛覆陰謀”。9月4日，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了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四人，罪名是“涉嫌叛亂”。10月8日軍事法庭將雷震下獄，罪名是“明知共諜，知情不報”。雖然蔣介石表白逮捕雷震與組織反對黨無關，但籌備即將就緒，準備9月底正式成立的“中國民主黨”因此胎死腹中。在台灣有重大影響的《自由中國》也宣告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