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美英結盟 擔任中國戰區統帥
1941年12月8日（美國夏威夷當地時間7日）淩晨，日本帝國主義偷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對關島、香港和馬來亞發動突然襲擊；並一一強占英、美在中國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租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蔣介石盼望和期待已久的國際戰局變化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當天上午8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舉行特別會議，商研對策。蔣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我們中國的地位特別重要。我國軍事力量，雖不能說有左右戰局之勢，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後對日態度能否一致，我國實可操決定性之影響”。他主張：“（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國，應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國領導，並推舉同盟國聯軍總司令；（二）要求英、美、蘇與我國一致實行對德、義（意）、日宣戰；（三）聯盟各國應相互約定：在太平洋戰爭勝利結束以前，不對日本單獨媾和。”下午，蔣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dward Gauss）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國政府決定向日、德、意宣戰，“決心不避任何犧牲，竭其全力與美、英、蘇及其他諸友邦共同作戰，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軸心國家之完全崩潰”。同時蔣提出成立軍事同盟的書麵建議，指出協調作戰的必要性，敦促中、美、英、蘇、荷、澳、加、新（西蘭）八國結成軍事同盟，推美國為領導，指揮共同作戰。10日，蔣介石又兩次分別召見英、美兩國駐華武官，提議迅速組織一個中、美、英、荷四國聯合作戰機構，以協調共同作戰的行動，避免被各個擊敗。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世界各國分為法西斯侵略和反法西斯侵略兩大陣線。12月9日，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政府於當日正式發表了對日宣戰的文告，同時發表了對德國和意大利宣戰的文告。中國人民已經堅持了四年多對日戰爭，如今，實現中、美、英及太平洋其他國家的反日軍事同盟的時機已經到來。無疑，這對於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取得最後勝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蔣介石在此後二三年的時間裏，以很大的精力用於建立和加強中國和美、英等國的反日軍事同盟，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他的貢獻。
在珍珠港事件中遭受慘重損失的美國，亟望中國軍隊向在華日軍發動全麵攻勢，最大限度地牽製和打擊在華日軍。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對蔣介石提出的協調計劃、聯合行動的建議深表讚賞。在羅斯福的支持下，12月17日蔣介石在重慶召開了有中、美、英、蘇四國軍事代表參加的聯合軍事會議，商定在重慶設立中、美、英、蘇、荷五國聯合作戰機構，由美國總代表主持，以協調共同保衛新加坡、菲律賓、香港、緬甸、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的具體計劃，以及對越南、泰國的軍事外交方針。蔣介石希望盟國集中主要兵力於東亞，在明年（1942）內擊敗日本。後蘇聯因抗德戰線長難以分散力量至遠東而未參加聯合作戰機構，荷蘭也表示消極。
聯合作戰機構乃由中、美、英三國組成。
這時，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正訪問美國，在華盛頓與羅斯福商討聯合國家共同行動，進行世界範圍的反法西斯戰爭，起草了《聯合國家宣言》。羅斯福出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需要，提名並支持中國與美、英、蘇並列為四大國。12月30日，羅斯福約丘吉爾、宋子文和蘇聯駐美大使共同商定《聯合國家宣言》並率先簽字。第二天，澳、比、加等二十二國簽字。二十六國宣言於1942年1月1日在華盛頓發表，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各簽字國保證協同作戰，絕不與敵國單獨媾和。這是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也標誌著中國堅持的抗日戰爭，開始贏得了世界各國的尊重，從而取得了大國地位。
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軍民力量抗擊日本，在征得英國、荷蘭政府同意後，羅斯福於1941年12月29日（中國時間是30日）致電蔣介石，提議組織中國戰區，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敵力量之聯係與合作”，並提出由蔣“指揮現在或將來在中國、安南（即今越南）及泰國境內的聯合國家部隊”。羅斯福還提議：在蔣介石指揮下，由中、美、英三國政府代表組織一個聯合計劃作戰參謀部，盡可能邀請蘇聯參加；同時希望在中國戰區統帥、印度英軍司令及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三個總部之間，保持密切聯係，互派聯絡官員。1942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指出“日寇這次發動太平洋戰爭，正用得著我國一句古話，所謂飲鴆止渴。這就是說，他拿烈性的毒酒來求片刻的興奮，而實際是自尋絕滅。”1942年1月3日，蔣介石被聯合國家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大喜過望，感到“國家與個人之聲譽與地位，實為有史以來開空前惟一優勝之局”。他當然明白，離了美國的支持和幫助，自己這個中國戰區統帥是一天也當不成的，當即要求羅斯福選派一位“親信之高級將領為參謀長”。羅斯福和美國政府經過精心挑選，派遣有十五年在華經曆的“極富才幹的高級將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為中國戰區參謀長並兼美國政府駐華軍事代表以及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製人、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官。史迪威於3月抵達重慶，受到蔣介石的隆重歡迎。3月8日，蔣正式委任史迪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
二、爭取國際平等地位的努力
日本帝國主義自挑起太平洋戰爭後，連連發起閃擊戰。在攻占關島、威克島、香港後，1942年1月2日攻陷菲律賓馬尼拉和甲米池，兵指荷屬東印度。2月5日侵入新加坡。在爪哇海戰中，日軍殲滅英、美海軍部隊，打開了東印度群島大門。3月6日日軍占領巴達維亞（即今雅加達）；繼而又迅速侵占緬甸，一時氣焰囂張。
美國從一連串失敗中猛然醒悟：要遏製和戰勝日本的侵略，必須要有強大的軍力。已經抵抗日本四年多的中國，抗日力量是多麼雄厚啊！羅斯福認識到：“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麵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羅斯福還認為，如果日本完全占領了中國，那麼“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掉埃及，斬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那將會給歐洲和整個世界帶來何等嚴重的災難！羅斯福和美國政府改變了對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態度。
出於美國的戰略需要，美國政府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聯合中國共同抗日，尊崇中國為四大強國之一，還應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要求，應允給予巨額貸款和物資援助，以推動中國積極打擊日軍，最大限度地牽製日軍，減輕日軍對南太平洋的衝擊力。1942年2月，美國一次給予五億美元貸款，比抗戰以來四年多的七筆貸款總額還多一倍多。6月，中、美兩國簽署了《抵抗侵略互助協定》，重申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精神，聲明“中華民國之防禦及抵抗侵略，對於美國之防禦關係至為重要”；“美國已給予並正繼續給予中華民國以援助，以抵抗侵略”。根據這一協定，兩國政府又簽署了《租借物資協定》，規定美國將八億七千萬美元的軍用物資租借給中國，以增強防禦及抵抗侵略的力量。這些美援，對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說，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美、英等國並未在遠東展開重大的軍事行動，而是繼續把反法西斯戰爭重心放在歐洲戰場，實施先歐後亞的戰略，在遠東主要由中國承擔對日本的抗禦。這使蔣介石頗為失望。蔣介石認為“改變美國戰略，先解決太平洋倭寇之運動，非僅自救，亦為救世也，應積極進行，此為我國最要之政策。”他指示駐美大使胡適並派出宋子文、宋美齡等人先後去美遊說。但是美國虛與委蛇，仍未改變先歐後亞的戰略。
擔任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介石，要進一步考慮如何遏阻日本在亞洲的侵略，他把目光移向了印度。印度長期在英國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自20年代起，印度人民在民族運動領袖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為首的國大黨領導下，開展不合作運動，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情緒極為強烈，此時也拒絕支持英國。覬覦印度的日本帝國主義乘機提出“亞洲是亞洲人的”，“把英美趕出亞洲”。英國政府要求蔣介石去印度勸說民眾領袖幫助英國共拒敵人。而印度此時已是緬甸失陷後中國通向外國的唯一國際通道，對中國取得外國援助物資至關重要。印度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占有重要的戰略位置。蔣介石為了勸說印度停止反英，共同抗日，開展中印合作，並謀劃成立中印聯盟，乃於1942年2月4日偕同夫人宋美齡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等一行十餘人，連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飛往印度。這是近代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走出國門，參與他國事務的調停。在十餘天的訪問中，蔣介石勸說印度民族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暫時擱置完全獨立的主張，采取和緩的策略，同英國合作協力抗日，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戰爭。
他同甘地晤談了五個小時，和尼赫魯（Jawaharlal Pandit Nehru）約談了三次。由於他們堅決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強烈要求民族獨立，堅持與英國殖民統治者不合作的立場十分堅定；而英國駐印度總督林利思戈（Victor Lord Linlithgow）等人也不聽蔣介石的勸說，不願改變殖民統治政策。蔣介石曆時半月的訪印之行結束前，特地在加爾各答發表《告印度人民書》，呼籲印度人民參加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並敦促英國殖民當局“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政治上之實權”。嗣後蔣還想聯合美國共同遊說英國，但英國絲毫不願放棄對印的殖民統治。蔣介石無力說服英印合作，中印聯盟的設想也未能遂願。半年後，印度國大黨號召國民展開不服從運動，要求英國撤離印度，英國殖民地當局於8月9日逮捕了甘地、尼赫魯等國大黨領袖。蔣介石對此深為憂慮，在重慶會見英國駐華大使，希望事情能夠獲得和平解決，並籲請美國總統羅斯福出麵調停。但丘吉爾對盟國的調停斷然拒絕。這使蔣介石深感失望。
蔣介石原來對英、美的力量估計得很高，以為他們一參戰，就可以很快把日本壓下去，中國抗戰不出一年就能勝利結束。但是在太平洋戰爭初期英、美處處敗退，抵擋不住日軍的銳利攻勢，使蔣介石大失所望；同時也使蔣介石進一步看到了中國軍民堅持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和巨大作用。
這時，中國雖已列名為四大強國之一，卻仍然蒙受近百年來英、美等強加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恥辱。中國人民強烈要求英、美率先放棄在華特權，廢除曆史上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蔣介石派員交涉，並於1942年10月4日向來訪的美國總統特使、共和黨領袖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表示：“中國今日尚未能取得國際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國民眾能了解中國，欲其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平等，應先使其本身獲得平等地位始。”美國權衡利弊得失，並在國內外正義輿論的壓力下，10月9日宣布願與中國政府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但隻準備把所放棄的特權範圍限定在“治外法權和相關的權益方麵”。蔣介石進一步向美、英提出：除了“領事裁判權以外，尚有其他同樣之特權，如租界及駐兵與內河航運、關稅協定等權，亦務望同時取消，才得名實相符也”。他指示外交部長宋子文，希望在談判中“將過去所有各種不平等條約，一律廢除，整個取消，重訂平等合作之新約”。
經與美國政府多次談判，1943年1月11日兩國政府終於在華盛頓簽訂《中美新約》，宣布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終止《辛醜條約》及其附件給予美國之權利，終止其在北平、上海、廈門之租界特權等。同日，中、英兩國政府在重慶也簽訂了相同內容的《中英新約》。在美、英影響下，其他在華享有特權的同盟國家，也相繼放棄在華特權，與中國政府簽訂新約。無疑，這是近百年來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是中國人民多年奮鬥，特別是艱苦抗戰五年的成果，是中國獲得國際地位平等的一個巨大進展。英、美表示願意放棄不平等條約，是為適應戰時需要，聯合中國抗擊日本所必須采取的一個策略，也是它們調整政策的一個方麵。
但是，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還是不徹底的：英國政府對於依據1842年《南京條約》獲取的香港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的特權拒絕討論，不肯歸還。美國則於幾個月後與中國政府又簽訂了《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重新獲得了美軍人員在中國觸犯刑事罪律而不受中國法律製裁的特權。《中美新約》與《中英新約》的簽訂，並沒有消除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
為了更多地獲取美國對我國抗戰的支持和同情，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於1942年11月以蔣介石特使的身份赴美國訪問。他在致羅斯福的信中說：“內子非僅為中（正）之妻室，且為中（正）過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難之同誌，彼對中（正）意誌之了解，當非他人所及。故請閣下坦率暢談，有如對中國軍民英勇抗戰，贏得了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支援。中（正）之麵罄者也。”宋美齡到美國後，因治療慢性皮膚病先在紐約耽擱一段時間，於1943年2月作為羅斯福總統夫婦的客人，在白宮住了十一天。
2月18日，她在羅斯福夫人陪同下，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表達了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強調亞洲戰場對於打敗日本的重要性，指出英、美應當改變偏重歐洲戰場的觀點，要求美國更多地給予金錢、物資、人力的援助。此後，她又去美國許多地方並至加拿大，發表了一係列演說，獲得了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好評，擴大了中國抗戰的國際影響。
英、美等國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與中國簽訂“平等互惠”的新約，大大鼓舞了中國抗日軍民的士氣。1943年1月12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說：“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周年的沉痛曆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記錄。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之一頁，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對世界對人類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光明的燈塔。”
三、出席開羅會議取得巨大成就
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的半年，先後侵占菲律賓、馬來亞、緬甸、荷屬東印度，一直推進到澳大利亞附近，氣焰不可一世。但是在進攻中途島時遭到美軍反擊；不久美國軍隊在瓜達耳卡納耳島登陸，日軍企圖奪回而拚力死戰，幾乎全軍覆沒。此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於1943年2月全殲德軍三十二萬人，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8月轉入戰略總反攻。英美聯軍7月登陸西西裏島，進攻意大利。國際局勢已到了大變化的前夜。
1943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對於大戰結束後的國際安全問題，提出建立美、英、蘇、中四強警察力量的計劃。為了加速對日作戰的進程，並商討戰後對日處置、重建遠東秩序等重大問題，羅斯福於6月4日倡議召開大國首腦會議。7月7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稱：“多年以來，中（正）即期望能與閣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種問題。”羅斯福於8月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加拿大魁北克會談，取得一致意見。10月，美、英、蘇外長和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代表四國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了《普遍安全宣言》，為後來成立聯合國確定了基本原則。10月28日，羅斯福正式邀請蔣介石赴埃及首都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領袖會議，主要討論遠東問題。
應當指出，蔣介石能夠作為大國領袖登上國際舞台，這是中國軍民長期堅持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必然結果。羅斯福比較現實地看到了中國的力量以及在國際事務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也考慮到戰後遠東的戰略格局，因而與蘇聯和英國不同，對於支持蔣介石成為“大國領袖”，表現出熱情積極的態度。這使蔣介石不再有被輕視的顧慮，能作為“大國領袖”以平等地位與美、英領袖直接會談。這是戰時中國領導人參加的唯一一次盟國首腦會議，直接關係到戰時和戰後中國的國家利益。
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為參加會議作了相應的準備。
對於如何加速結束對日戰事及戰後對日本的處置，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官員經過多次商議和討論，分別責成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和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擬訂了三個重要文件：《關於開羅會議中我方應提出之問題草案》、《關於開羅會議軍事方麵之建議》和《關於準備在開羅會議中提出之戰時軍事合作、戰時政治合作及戰後中美經濟合作等三種方案》。這三個重要文件之主要內容是：
一、加速結束對日作戰的軍事合作方麵：（一）美國為中國陸軍裝備訓練九十個師；（二）同盟國於明年雨季前收複緬甸，打通中緬路；（三）美國加強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四）在廣州、香港收複後美國派十個步兵師、三個裝甲師在華南登陸，向華中、華北進攻；（五）增加美國援華物資，每月至少空運一萬噸抵華，以保證戰爭之需。
二、戰後對日處置及建立遠東秩序方麵：（一）日本將1894年以來侵占之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二）朝鮮獨立；（三）日本戰犯交聯合國審判；（四）日本從別國掠奪之金銀財寶、書籍文件，如數歸還被掠奪國；（五）日本賠償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侵華以來之一切公私損失；（六）日本戰後存留之艦船、飛機、軍械及作戰物資聽候聯合國處置，其中一部分交與中國。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應接受以上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