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原本也沒指望錢謙益能配合自己，提出什麼讓人眼前一亮的意見，不過錢謙益接了這麼一句話後，他倒是可以繼續發揮下去了。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就算朝廷頒發了種種有利於民生的政策，但是一旦地方上的官員執行不力，或是幹脆陰奉陽違，那麼再好的政策也會荒腔走調。
所以內閣不能光光製定了一個政策頒發下去就完事了，還應當製定出一個檢驗核查地方官員執行的政策。
對於那些為了一己私利同朝廷政策對著幹的官員，一定要堅決、徹底的從我們的官員隊伍中開除出去，覺不能讓這樣的官員在朝廷和百姓之間製造矛盾，打擊朝廷的威信。
朕看，就以這些河南士子提出的問題開始，對全天下的地方官員進行一次整頓政風的運動。錢先生可以把朕的意見轉告給內閣諸位先生，拿出個辦法出來。”
不管是燕京大學的學生還是河南的士子，大部分人聽了崇禎同錢閣老的對話之後，都莫名振奮，認為他們今天的行動還是贏得了一些成果的。
當然錢謙益等官員還有寥寥幾名士子並不這麼看，他們倒是聽出了皇帝的言外之意，崇禎是想要借著這個由頭，對地方官員進行一次清洗。
特別是錢謙益，他入閣近一年，已經知道了不少事情，比如皇帝和首輔一直力推的衛所改製、官製改革，在河北、山東及河南北部幾個府的地區進行的還算順利，但是其他各省就成了一紙空文了。
其中皇帝最為在意的義務教育製度，及金陵大學的籌建，進展的尤為艱難。崇禎所設想的義務教育，主要目的是讓普通人掌握簡單的讀寫算術能力，但是除了京畿附近的幾個府縣外，大多數地方官員依然把義務教育當成了舊式的私塾教育。
這兩種教育的目標簡直就是南轅北轍，前者的目標是奔著，培養一個合格的產業工人，和具有樸素愛國思想的普通國民而去的；而後者還處於培養一個脫離勞動，為科舉事業輸送人才的這麼一個目標。
也許錢謙益這樣的東林黨官員對此還心懷心慰，因為後者培養的文人越多，傾向於東林黨人，支持變革朝中政局的士人力量就越大。畢竟這些士子是作為大明官吏的預備役存在的，他們想要進入仕途，除了學問過關之外，還需要朝廷中有合適的位置空出來。
現在的閹黨餘孽，幾乎占據了朝中最有油水和前途的位置。隻有把他們趕下去，這些好位子才會有可能落在他們這些後起之秀身上。
然而對於崇禎來說，舊式私塾教育培養出的文人，在沒有一個長期改造的過程，是無法進行使用的。
因為私塾教育學生的目的隻有一個，做官，或是拚命做官。這些私塾出身的文人，不管他們曾經出身於什麼家庭，但是鄙視勞動和勞動者，卻成了習以為常的慣例。
於是在京城便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麵宮內開辦的各家工坊，急需各種有一定文化能力的職員，但是一直招募不到多少人手。
而另一方麵，大量的貧寒士人寧可守著一個生員的名頭在家混日子，也絕不願意接受工坊的聘請，成為一名普通的工坊工人。
把鄉村私塾改成皇帝提議建立的普通小學，最大的阻礙無疑來源於各地的學政和地方官，他們並不願意讓普通的大明百姓學習文化，僅僅是為了作工經商，從而玷汙了讀書人這個名頭，混淆了四民的階層劃分。
雖然崇禎已經幾次在內閣上提出，要整頓這些地方官員對朝廷政策的敷衍，嚴重的話幹脆開革職務，提拔對朝廷命令完成不錯的官員。
隻不過皇帝的這個提議一直被內閣及六部官員們反對，所以遲遲不能通過。官員們其實想的很簡單，就現在來看，雖然地方和朝廷之間有矛盾，但是這個矛盾還沒有激化到挑起革職大戰的程度。
不管現在就不一樣了，這些河南士子的到來，他們對於許顯純、楊所修兩人的控訴，倒是給了皇帝一個整頓官風的借口。
錢謙益雖然明白了這點，但是個性一向懦弱的他，並沒有當麵反對崇禎的提議，隻是有些不安的答應了皇帝的主張。
朱由檢隨即又轉頭對著王承恩說道：“從今天這件事上，我們也要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訓。這天下百姓有了怨氣總是想要找個講理的的地方，朕身為大明天子總不能對此置之不理。
你替朕告訴禦前秘書處，在五軍都督府附近找一所官邸設立信訪局，用來接待上京訴冤的百姓，當然也接受百姓訴冤的信件。對於一般問題，禦前秘書處可以轉交給有關部門處理，畢竟重要的問題，就摘錄下來交給朕親自批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