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官署戶部的二堂內，一名戶部官員正在向郭允厚彙報著，今年商稅的征收狀況。聽完了彙報後，郭允厚的心情顯然好了不少。
經過了一年左支右拙的戶部管理工作，這還是郭允厚第一次感到心裏有幾分踏實。今年的陝西及其他各處災害，導致往年應收田賦從2700萬石上下跌到了今年2300萬石出頭的水平。
不過隨著這一年對國內稅關及稅收製度的改革，還有銀行監控商業資金的流動，使得商稅征收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原本三十取一的商稅，在經過了年初的各省商人代表的公議後，廢除了累計征收的關稅征收方式，製定了3.5-12%的稅收征收額度，而商稅也被細分成了生產稅、流通稅、印花稅和海關稅四大類。
在往年，海關稅是天子自收自用的項目，戶部幹涉不到也就對此類稅收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了。而剩下的國內商稅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銀兩稅收，一部分是實物稅收。銀兩稅收一般在每年20萬兩左右，而實物稅收的價值就不太好計算了。
在京城的內庫和通州的戶部倉庫內，大量的貨物因為堆放的時間過長而導致價值下跌，甚至變的一文不值。而為了管理這些貨物，朝廷反而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照料，這基本上就是一種虧本的買賣。
更讓人頭疼的是，隨著吏製上的腐敗，缺乏製度管理的倉庫便成了貪官汙吏的私庫。如果不是從去年開始的大力整頓，事實上倉庫管理者的貪汙腐敗行為，已經成為了官員習以為常的潛規則。就算是郭允厚這樣的戶部堂官，能夠做到的事，也不過是保證太倉銀庫的安全罷了。
改革了稅收的征收方式，並對各稅關進行整改撤除之後，基本上各地不再征收實物商稅，稅收轉運也變成了通過銀行彙兌到中央戶部的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今年戶部商稅征收居然達到了罕見260萬兩，比今年275萬兩的鹽稅僅僅隻少了15萬兩。
根據這名戶部官員的統計，其中生絲征稅90萬兩，絲綢35萬兩，棉布50萬兩，茶葉20萬兩，瓷器5萬兩，竹木50萬兩，其他雜項10萬兩。
往年運到京城的生絲、絲綢之類的高價實物是不見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今年太倉收入銀兩總值達到了535萬兩，比往年足足多了160餘萬兩，這真是一筆意外之財。
對比起生絲、絲綢這些貨物來說，郭允厚還是喜歡實實在在的銀兩，畢竟前者隻能用來給皇帝作為賞賜，而後者可以用來填補戶部各項的支出。
看著郭允厚聽完自己的彙報後心情不錯，這位戶部新上任的度支司郎中王淵思不由再次開口向他說道：“尚書大人，學生在彙總各處數據時，其實還發現了一點小小的問題，不知道該不該說出來。”
郭允厚抬頭看了這名親信一眼，便笑著說道：“文石有話便說就是了，在我麵前還如此謹慎做甚？”
在對戶部官吏的整頓過程中，郭允厚在崇禎的默許下，提拔了幾名學生進入了戶部，作為自己的幫手，度支司郎中王淵思便是他最為看重的學生之一。
聽到郭允厚的吩咐後，王淵思才謹慎的說道：“根據學生對京城各棉紡織工坊的進出貨物數據彙總，學生發現，今年京城各棉紡織工坊的固定投入大約為750萬元，但是他們的營業收入卻超過了1000萬元，也就是說最早開始建設的紡織工坊不但已經收回了本錢，還開始盈利了。
按照年初規定的商稅新法，今年各紡織工坊應當繳納的稅賦是40萬元。如果進入到正常生產中，每個紗錠一年應當繳納1.5元的稅收。即便是不計算新增加的紗錠，以今年50萬紗錠計算，三年應當繳納的稅收就是190萬元。
現在順天府給予了京城棉紡織業3年的免稅額，主要在於內府答應在三年內讓京城棉紡織業出資150萬元，對京城的街道和下水做一個全麵的改造，從而消化容納京營裁撤下來的人員。”
郭允厚點了點頭說道：“不錯，雖然因此少繳納了些稅款，但是起碼總是解決了朝廷眼前的困難，我覺得並不算過分。”
待到郭允厚說完，王淵思才繼續說道：“如果隻是這樣，到也沒什麼。畢竟這150萬元是從他們口袋裏掏出來的，超出的稅款勉強可以算做這3年的利息。但問題是，事實上這筆錢內府根本就沒掏出來啊。”
郭允厚趕緊舉起了手，製止了這位學生繼續說下去，他略為詫異的詢問道：“內府沒掏錢？那這翻修街道，修建鐵路和維修京畿運河的錢是誰出的？”
王淵思馬上回道：“事實上，對京城進行改造的投資，都來自於地價的上漲。內府在左安門附近購進了3000畝土地，然後在上麵大肆開發，修建了數十個大小不一的建築，稱之為廠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