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錢士升的案子，皇帝雖然沒有明確的表態，但是對於錢士升來說，這比直接給他判刑還要難堪。
原本對他的公訴不過是一個法律問題，最多也就是讓他去職還鄉而已。但是在輿論的發酵下，南北士紳的角力，再加上宮內和官僚集團的博弈下，現在他的問題已經上升為了一個政治問題。
錢士升不僅沒有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連自己的名譽也沒能保住。崇禎要求從中央到地方官員，對於錢士升一案人人都要表態的決定，使得錢士升的案情不僅傳播了大明各地，批判錢士升偷稅等罪行的政治表態也成為了政治正確。
在輿論沒有發酵之前，還有些官員在私下替錢士升抱不平，認為這是李夔龍一黨指使李璡對正人君子的打壓，這是黨爭而不是一場公正的司法控訴。
但是隨著輿論的發酵之後，這些官員的言論也被發掘了出來，百姓們大肆批評這些官員的言論，認為他們這是有意拿黨爭迫害的名義來搪塞自己的違法行為，這是犯罪分子之間的互相包庇。
李夔龍等人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機會，他們一麵借助社會輿論批評這些官員缺乏基本的政治素養；一麵則上書內閣和皇帝，要求將這些官員調至官校進行普法教育，以糾正這些官員無視法紀的毛病。
中央官校自成立以來，發展一直極為快速，現在已經在各省都設立了分校。對於官員來說，進入官校學習可謂是喜憂參半，這有可能是朝廷準備提拔你的前奏，也有可能是朝廷打算處置你的調虎離山之策。
像李夔龍等人要求的，把這些發表了錯誤言論的官員調入官校學習，顯然不是為了提拔他們。
雖說這種調入官校學習的方式，比過去打入天牢的待遇要好一些，起碼不用受刑罰之苦。但是，過去坐天牢起碼還能博取一個政治聲望，隻要不死在天牢裏總還有出頭之日的。
可是將犯錯官員調入官校學習，不僅博取不了百姓的同情，在政治上也就等於是被徹底邊緣化了。在這點上來說，有政治抱負的官員倒是寧可進天牢也不願意進什麼官校學習去的。
因此當一些發聲支持錢士升的官員被拉去官校學習之後，自上而下的官員們，頓時知道了應該如何對這件事表態了。即便和錢士升再怎麼交好的官員，在維護他這個人之前，也要先表態他的罪行是確鑿無誤，不可否認的。
在外界的口誅筆伐之下，錢士升一度絕望的想要自殺，但是他終究不是高攀龍，對自己的生命還是珍惜的很。因此最終還是在皇帝的暗示下，在大明時報上公開發表了悔過的文字，從而換取了皇帝對他的赦免。
錢士升雖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行為卻徹底的撕開了士紳階層的華麗外衣，讓天下人看到了這襲外衣下是多麼的肮髒和破敗。
這次事件中，新興的工商業主們在政治上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崇禎則利用這次的事件為社會凝結了一個共識，即偷稅漏稅的行為就是對於國家的不忠誠，一個對於國家不忠誠的人是不可以擔任任何公職的，即便他有多麼出色的才華。
錢士升一案擾動了大江南北的官員士紳，但唯有一處地方對於這件案子無動於衷，那就是上海。
從上海縣升級為上海市，將鬆江府也一並吞下之後，上海就開始進入了全力以赴的經濟建設當中。以上海縣為中心的上海市中心，由上海縣城和北麵的蘇州河之間的農田開始，將這座小小的縣城發展成為了一座新興的港口都市。
到了崇禎十年，上海縣城以外的港口和北麵新區麵積已經隱隱超過了上海縣城的麵積，從蘇州河開始往南建起了七橫八縱共計15條大馬路。
黃浦江和蘇州河邊上更是修起了十六處新碼頭，即便是如此，遇到繁忙的日子，依然有商船要停泊在黃埔江上，等待碼頭的輪空。
蘇州河以南的土地已經比開埠的時期上漲了十倍，這使得後來者不得不越過蘇州河購置土地修建庫房。於是原本蘇州河上的一座石拱橋和一座木橋，現在已經變成了五座橋梁溝通兩岸。
上海的官員和市民都埋頭於經濟建設之中，試圖為這座城市和自己創造更好的未來，哪裏還顧得上去理會一場政治鬥爭。
八月十二日，是宋應升和馬士英交接完成的日子，也是蘇州河第六座橋梁，外擺渡橋落成典禮的日子。
外擺渡橋位於蘇州河河口，也是仿照灤河大橋修建的第二座鐵橋。下部結構為木樁基礎鋼筋混凝土橋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橋墩，上部為全鐵結構鉚接橋梁，采用的是來自於大冶鐵廠的熟鐵，總造價為25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