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如果海外糧食無法及時輸入，內閣起碼也該有一套備用的方案以控製災區的局麵吧？難道你們就打算這麼眼睜睜的看著，等待河南出了問題再去解決不成？”
對於皇帝的質問，錢謙益半響說不出話來了，沉默了許久才支支吾吾的回道：“可是臣昨日已經詢問過戶部和農業部大臣的意見，他們認為國內已經沒有什麼餘糧可以挖掘了，隻能依靠從南洋各地運糧回來填補這個缺口。
至於陛下對於海外糧食難以運回的擔心，和河南等地災區的管製問題，臣回去之後可以再和諸位閣臣商議，一定會給陛下一個詳細的方略。不過，崇禎2、3年的時候，河南也亂過一陣子，當時也沒掀起什麼波浪來，臣以為今日大明的政局比崇禎2、3年要好的多，應當不會鬧出什麼大亂子來的。”
崇禎卻不讚成錢謙益的僥幸心理，他不以為然的反駁道：“崇禎2、3年河南的形勢如何能和今日相比，當日河南並不是沒有糧食，而是士紳兼並土地太多，讓河南百姓怨氣滿腹而已。當日朝廷站在百姓這邊，打擊了河南的土豪劣紳，是以這些土豪劣紳即便聚兵反抗朝廷，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過是一群喪家之犬罷了。
更何況，這些土豪劣紳向來不得人心，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脅迫本縣本鄉的鄉民作亂尚可，想要跑到外縣去，首先就會被外縣的士紳民團給打回來。但是今日乃是河南全省受災，上千萬百姓無糧可食，這樣規模的災民流動起來，地方上的民團如何能夠擋得住？
今日河南不亂則已，一亂便是全省糜爛。河南是什麼地方？是中原之地，是我大明的腹心，戰時此地為四戰之地，也就是說河南一旦糜爛，流民軍向北則京畿動搖，向南則糧賦之地受害，向東則南北漕運斷絕。這樣的地方遇到這種災荒之年，豈能沒有備用方案以安定時局？
河南今年的夏收是沒什麼指望了，根據朕這裏收到的報告，河南半數以上的州縣糧食大規模減產已成定局，還有五、六個州縣估計要絕收。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朕擔心這樣的天氣還要延續下去，河南的秋收恐怕也沒什麼指望了。
所以，朝廷應該放棄一切幻想，做好最壞的打算才成。至於你剛剛說國內已經再無餘糧可以挖掘，朕看不見得。你們討論了這麼多，為什麼就沒人提起江南士紳手中有沒有餘糧。錢先生，你不妨說說看，江南士紳手中究竟有沒有餘糧？”
錢謙益的心陡然一沉，江南士紳手中有沒有糧食，當然有糧，但是大家都不會去提及這個要人命的話題。北方士紳這些年雖然被皇帝敲打的服服帖帖的，但這也是外有滿清入侵，內有流民變亂的威脅下，加上皇帝又給了這些北方士紳投資工商業的出路，他們才會選擇接受朝廷提出的改革政策。
但是南方士紳根本感覺不到滿清入侵和流民變亂的威脅，一是有北方軍民給他們抵擋著；二是得利於南方優渥的自然環境。使得南方士紳眼中，威脅自己日常生活的，不是外敵和流民，反倒是眼下的這個朝廷推動的改革。
不管是開放海禁，改革鹽務，還是嚴格征收工商稅，實質上都是在從這些江南士紳的口袋中掏錢。能夠從朝廷改革政策中獲取好處的，大約隻有那幾個開放口岸和一大群中小商人們。對於江南的豪紳和大地主來說，這些年的改革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好處。
隻不過南方士紳的力量雖然龐大，但他們並非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團體。再加上天啟年對於東林黨人的打壓，崇禎朝辦理的揚州鹽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盜案等，已經將南方士紳結起的泛政治聯盟打了個七零八落，這才沒有出現一個能夠凝聚起南方士紳力量的反改革政治團體。
但即便是如此，朝廷推行的改革政策也很難越過長江，特別是在江南地區獲得推動。地方官員和士紳的陰奉陽違，往往使得朝廷的改革政策在這些地方被束之高閣，難以觸動當地的社會固有階層。
哪怕是同樣出自南方士紳階層的錢謙益，對於這種局麵也隻能睜一眼閉一眼。在他看來，江南士紳能夠不拖欠稅糧，已經算是很給朝廷麵子了，這也是他們被皇帝的嚴厲打擊給嚇倒了。太湖匪盜案中，朝廷對於那些士紳不留情麵的處理，總算是讓他們記得這個國家姓什麼了。
不過這些士紳們畏懼皇權，並不代表他們就畏懼官員，崇禎可以當一輩子皇帝，難道你錢謙益能當一輩子首輔？更別提，江南士紳之間盤根錯節，豪門大戶之間都可以論一論親戚關係，常熟錢氏自然也是有親戚的，因此有誰會真正下決心去招惹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大明朝200餘年，也不過出了一個海剛峰和一個張江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