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按照哲學思想去解釋，就是矛盾的激烈衝突，是一方力求戰勝另一方的一切手段的總和。雖然朱由檢從登基時起，就一直在告誡朝中的官員，不允許他們拉幫結派的在朝廷上搞黨派鬥爭。
但是在崇禎十二年天災的影響下，朱由檢不得不對那些試圖用天人感應理論來否定朝廷改革大局的讀書人、官吏，采用了教科書式的政治鬥爭方式。經曆過後世信息時代的蘇長青，顯然比這時代的任何人都清楚，一旦輿論爆發之後，問題本身就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鬥爭雙方各自所堅持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沉默的大多數，願意跟隨的不是什麼真理，而是在鬥爭中勝出的一方。勝者贏得一切，敗者失去所有，這就是政治鬥爭中最為殘酷的一麵。正因為政治鬥爭是如此的殘酷，因此當人們選擇了立場之後就很難再變更自己的立場，否則他首先就會被本方同誌清剿。
西方的教宗曾經說過，異端比異教徒更應該下火獄。這在政治鬥爭中同樣適用，叛徒可比敵人更為可惡。因此一旦在政治鬥爭中明確了立場，即便自己的同誌之中出現了豬隊友，本著維護派係的利益，眾人也要極力為同誌進行辯護，而把對錯先放在一邊。
對於朱由檢來說，大明朝堂上的黨爭，其實和後世論壇上口水爭論貼沒什麼區別。一位官員提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建議，某位和他不對付的官員先反駁了這個建議，接著又嘲諷了這位官員幾句，然後爭論就開始升級，直到把兩位官員的親朋好友恩師門生都扯進這個旋渦為止。
因此，對付這些無聊的黨爭高手，最快的解決辦法不是和他爭吵，而是刪帖禁言。當今年南方的第一批秋糧解運到北方災區之後，朱由檢便趁著輿論注意力的轉向，批準了錢謙益提出的流放這些妄議朝政的文人官吏的建議。
隻不過他拒絕了錢謙益提出的，對這些人員進行一次走過場的審訊和集中流放到濟州島的主張。天人感應說雖然一直被曆代學者們所駁斥，但是因為封建王朝統治者的局限性，這套理論在民間還是很有市場的。
朱由檢公開駁斥天人感應說，這個大家勉強能夠保持沉默。但是使用這個罪名去審判這麼一群讀書人，天知道過堂的時候會鬧出多少笑話來。他可不願意把刑部大堂變成這些讀書人的個人發布會，從而引起百姓對於這些人的同情。
直接宣布懲罰結果，拆散流放海外屬地，並固定流放年限，崇禎終於以一種另類的方式，完成了這個時代的刪帖禁言。而正如他所預料的，當災區收到糧食之後，北方士民的輿論風向開始大變，將這些左順門上書的讀書人和官吏指斥為居心叵測之徒，原本還有些聲音的江南士紳，完全被大明的輿論主流觀點給邊緣化了。
除了輿論風向上支持朝廷和皇帝的言論壓倒了質疑者的聲音之外，黔國公沐天波對於南京軍務的整頓和對餘糧征集製度的支持，也使得江南士紳們再也無法顧及到關在刑部大獄內的金聖歎、吳偉業等人了。
雖說崇禎登基之後縮小了南直隸的轄區，但是南京依然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江南士紳在南京城內基本掌控了一切。比如之前掌握南京軍務的南京守備朱國弼和南京鎮守太監曹化淳，都是極受江南文人推崇的親近正人君子的貴戚權要。
一個勳貴，一個太監，這兩個原本最應該效忠於皇帝的人，在南京卻成為了文人推崇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這無疑就如一群老鼠讚美守衛糧倉的貓盡忠職守一樣荒謬可笑。然而令人詫異的是，這不是一個笑話，是大明朝的現實。
皇帝委派兩人管理南京軍務並監督南方士紳，結果他們卻成為了江南士紳的好朋友，這顯然已經從另一個方麵證明了，江南士紳在南京城內的根基有多厚。反過來也說明了，南京對於江南士紳有多重要。
沐天波在南京打出的這套亂拳，生生把南京城的勳貴們打的蒙頭轉向，也讓江南士紳開始失去了對於南京城的控製。在撫寧侯被軟禁在府內的時候，沐天波一連撤換了南京京營和衛所內大大小小近五百餘官員，取而代之的是之前被閑置在一邊的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們。
沐天波的舉動自然受到了陸軍總參謀部和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的支持，之前因為朱國弼和南京兵部尚書的阻擾，南京京營和衛所軍始終沒能完成整編事宜，這極大的拖延了總參謀部的整軍計劃。而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學員們，也沒能如同他們在北京和成都的軍校同僚們，在南京地區的軍隊中獲得重用，反而被軍中的勳貴子弟和無能將領所排斥，這一直都讓這些南京軍校畢業生們大感不滿。
因此沐天波肆無忌憚的破壞著南京官場潛規則時，在他身後的支持者也並不缺乏。沐天波本身就是實權國公，地位尊崇。如今再加上總參謀部在上層的支持，和下級軍官為其奔走效命，江南士紳如何約束的了沐天波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