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科學進步黨幾次拒絕了崔呈秀的申請加入，但是雙方之間的關係卻尚算融洽，比崔呈秀和新東林黨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狀況要緩和的多了。
這種局麵的形成，不僅僅在於科學進步黨成員主要以技術官員為主，對於政治鬥爭並不過於熱衷。還在於崔呈秀雖然沒能成為科學進步黨的一員，但是他也並不是什麼孤家寡人，從崔呈秀聯絡薊州縉紳投資唐山鋼鐵生產基地開始，這位曾經的閹黨領袖便隱隱成為了北方士紳投資新興工商業的領頭人物。
早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鹽鐵論》這樣站在國家角度的經濟政策討論會議，雖然鹽鐵論討論的內容並不僅限於鹽鐵生產貿易問題，但是連古人都知道鹽和鐵乃是國家財稅來源的大頭，更何況是明人呢。
隻不過和鹽這樣的生活消耗品相比，鋼鐵除了可用於製作生活、生產用具之外，在這個時代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用途，那就是製作兵器甲具。因此曆代朝廷對於冶鐵業的控製，都是相當嚴厲的。
大明開國初年也是如此，冶鐵業主要控製在朝廷名下的官鐵場，民間出產的私鐵數量幾乎不到官鐵場的三成，且質量也極為低劣。不過到了嘉萬時代，這種局麵卻開始逆轉，官鐵場出產的數量不僅不及民辦的鐵場，甚至連質量都大大的倒退了。
出現這樣局麵的緣由，一則是吏治腐敗，導致官鐵場成本上浮質量下降；二便是民辦的鐵場大多掌握在士紳大族手中，這些人掌握著地方的控製權力，不僅避開了朝廷的監管私下開發鐵山，更是大肆偷逃稅款，使得民鐵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當然從宏觀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局麵的話，那麼還有另外一個結論。那就是大明的經濟已經差不多達到了農業時代的巔峰，因此整個社會經濟陷入了一種停滯的狀態，每年的鋼鐵消耗量自然也就接近於固定。因此民辦鐵場越是興旺，也就意味著官辦鐵場越是衰退，這也就是所謂市場容量固定下的零和博弈了。
可在崇禎看來，這種農業時代社會發展的停滯不過是一種假象，這並不是說市場已經不需要更多的商品了，而是整個農業社會的消費能力限製住了商品經濟的繼續擴張。畢竟農業時代的生產結餘本就不多，而且這些結餘還大多被士紳地主所掌握，他們的消費能力幾乎就等同於了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中下階層民眾來說，他們的消費需求並沒有得到滿足，隻是沒有能力消費而已。
就好比崇禎元年之前，大明的生、熟鐵總產量平均分配到每個國民頭上，大約也就在一斤上下，估計剛好夠打一把菜刀什麼的，至於鋼產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可就是這樣低下的鋼鐵生產能力，大明國內的市場已經開始消化不掉，北麵的山西、陝西商人向草原和後金走私鐵器，而南方沿海商人則向南洋地區走私鐵器。
大明國內真的已經不需要鋼鐵了嗎？自然並非如此，在某些偏遠的山區，許多農戶家中甚至連一把鐵製農具都沒有。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的躍進，自然就必須要打破農業社會消費市場的上限，從而促成資本向工商業的持續轉移。
麵對這樣的局麵，來自於後世的蘇長青自然就製定出了三條對策。第一是實施土地改革，在耕地總量不變的狀況下進行土地再分配，從而提高自耕農的比例，擴大國內消費市場；第二便是大力推動對外貿易，為大明的工商業獲取新的消費市場、原料產地和資本來源；第三便是實施以國家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擴大市場需求。
這三條對策本就是經過了曆史驗證的，因此在實施之後自然是贏得了顯著的效果。當然，和曆史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人不同，由於航海事業上的落後及自然災害的接連發生，崇禎並沒有選擇紡織品作為推動大明工業化的主要商品，而是選擇了鋼鐵冶煉製造業。
依托於鐵路建設、機械製造和造船業的需求，由崇禎元年開始組建和投入建設的大明各鋼鐵廠，到了崇禎十三年已經成為了過去那些舊鐵場無法想象的龐然大物。光是一個唐山鋼鐵生產基地出產的鐵產量，就已經是過去大明年產鐵總數的一倍有餘。而崇禎十三年的大明年產鋼鐵數量也已經超過了80萬噸，開始逼近年產百萬噸生鐵的一個冶鐵業的裏程碑數值了。而此時整個歐洲的生鐵產量，也不過才10萬噸上下而已。
如果說崔呈秀等一班北方士紳一開始投資鋼鐵業等新興工商業時，主要目的還是在於向剛剛登基的皇帝輸誠示好，並不認為他們的投資會重要過自己手中的土地的話。那麼到了今日，這些投資於新興工商業的北方士紳們，對於這些投資的重視已經超過了他們對於土地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