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山東新任督辦，實際上的督軍張宗昌創造了民國軍閥時期的一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新紀錄。從就職之日算起，在不到五天的時間裏，他和他的軍隊就把山東全省上下搞的雞犬不寧，全省上下官紳民眾無不視之如仇寇。
如果說張作霖的嫡係部隊奸淫擄掠還隻是集中在京津地區的話，那麼張宗昌的軍隊就不存在範圍限製了，隻要他們能走到的地方，所過之處，強奸，搶劫甚至虐殺百姓的事情隨處可見。其殘暴程度連隨軍的日本顧問都看不下去，日本隨軍顧問之一的岡村寧次在他的隨軍報告中寫到：“很難想象幾分鍾之前還對我們日本人點頭哈腰的支那將軍，幾分鍾之後就對自己手無寸鐵的同胞威風淩淩的吆五喝六，其對自己同胞的尊嚴和生命的輕視已經到了讓人發指的地步。在整個山東，支那軍隊的暴行處處可見，連遠在北京的張作霖聽聞山東士紳的聯名告狀後，也授權支那將軍將自己的軍隊單獨編為直魯聯軍，而不再掛奉軍的牌子。如支那這般外忍內殘的劣等民族果然世間罕見，我愈發堅信，身為天皇陛下忠勇武士的我們必定能夠替天皇陛下征服這個劣等的支那，天皇陛下萬歲。。。”
張宗昌可不管別人是怎麼看他的，他現在就一個字，爽。
張宗昌，字效坤，現年36歲。山東省萊州府掖縣（今萊州市）人。生於1882年3月4日（農曆正月十五），由於這一天是上元節，又稱燈節，而民間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這一說法，因此給張宗昌起了個小名叫“燈官”。張宗昌幼時曾接受短暫的私塾教育，為後來張宗昌能讀書、寫字打下了基礎。塾師祝修德為其起名張宗昌，乃昌盛張氏家族之意。
可再好的名字也不等於再好的命，少年時代的張宗昌，經常衣食無著，飽嚐挨餓受凍之苦。為了度日糊口，張宗昌放過牛，當過放銃手、酒計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讓他過早地飽嚐了人間的冰涼，又磨練了他的意誌，增強、提高了他對惡劣環境的適應能力。1897年，膠東一帶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張宗昌逃荒關外。在東北流蕩期間，他打過零工，扛過長活，給老財家放過牧。1899年，張宗昌應招到中東鐵路當築路工。在這期間，當過裝卸工，幹過扳道工，由於張宗昌身材高大，勇於幹重活，寬厚大度，重義輕利，所以在工人當中很有威信，也逐漸得到俄國人的青睞。並且學會說一口流利而又發音準確的俄語。後前往西伯利亞淘金充任總工頭。在金礦任總工頭時，不僅學得一手頗為出色的淘金技術，而且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出眾的射殺猛獸獵手，鍛煉出了極準的槍法。用東北話說此人的人生經曆那是杠杠的，可以說是飽嚐了世間的冷眼和疾苦。
此後的履曆更是讓王振宇驚奇無比，青少年時期是個無賴漢，曾當土匪的張宗昌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率綠林兄弟投靠山東民軍都督胡瑛，後隨軍轉到上海，成為滬軍都督府都督陳其美手下的光複軍團長。1913年（民國2年）任江蘇陸軍第三師師長。同年，二次革命時，張宗昌奉命赴徐州抵禦袁世凱北洋軍的進攻，在陣前倒戈，成為北洋軍馮國璋手下。
護國戰爭中，張宗昌任江蘇陸軍第一師師長，結果在銅陵地區作戰時被馮國璋丟在後頭當斷尾。結果讓陶峙嶽所部一頓狠揍之後，張宗昌和他的萬把人槍乖乖的當了俘虜。不過張宗昌留了個心眼，換了一身士兵的裝束，加上他對自己的士兵很不錯，所以青年軍沒能從戰俘中把這條大魚撈出來，張宗昌成了漏網之魚而被順利遣返。此時的張宗昌在江蘇已無立足之地，隻得隻身北上直隸省城保定，投靠直魯豫巡閱使曹錕。曹錕本想收留張宗昌，但吳佩孚等將領容不得這位土匪出身的師長，一怒之下，張宗昌和曹錕手下一名失意軍官許琨，遠赴奉天投靠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由直係轉到奉係。
投靠奉係之後，張宗昌也隻能從頭幹起，先任憲兵營營長。不久，張作霖在日本人支持下排擠吉林督軍孟恩遠，導致吉林軍旅長高士儐（原吉林督軍孟恩遠外甥）聯合胡匪盧永貴，要和張作霖作戰。當時張作霖的軍隊大多剛剛組建，訓練尚在進行，裝備尚未運抵，屬於無大兵可派的情況，便決定派張宗昌率憲兵營去應戰。這本來是一場勢力懸殊的較量，但由於盧永貴手下的大小頭目，很多都是和張宗昌當年一起闖關東的同鄉，憑著這種關係，張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編成三個團。張作霖很高興，任命他為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長兼吉林省綏寧鎮守使。這樣，張宗昌有了一塊立足之地。不多久，張宗昌已有近萬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