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同學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在昨天晚上，腐敗無能的錢能訓總理居然密電陸征祥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簽字。這是我在電報處工作的福建同鄉貌似交給我的電報底稿，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這是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初三清晨，站在國民外交委員會門口慷慨陳詞的林長民理事。
而一直等待在門口的是來自首都各高校的愛國學生們，當英法決定把中國之山東轉交日本的時候，錢能訓秘密指使中國在巴黎的代表團簽字的消息無疑點爆了愛國學生最後的底限。
林長民當眾宣布了國民外交委員會的決定：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
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與日本關於處分山東問題之密約；
三、如和會中不得伸我國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館聲述國民之意見。
但讓林長民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五月四日，也就是第二天，震驚中外的五四學生運動爆發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學校的三千多名愛國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五四”運動由此爆發。
實際上在5月3日的晚上，北大學生就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參加會議的學生代表包括：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段錫朋，羅家倫，方豪，羅章龍，王自治，張國燾，傅斯年，鄧中夏，許德衍，高君宇，羅隆基，王造時，陳長桐，何浩若，瞿秋白，聞一多，鄭振鐸，劉仁靜等人，大會決定於4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彙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事情到了這個時候，張作霖的大帥府居然沒有任何表示，據說張雨帥正忙著搓麻將了，畢竟隻是學生鬧事，在他看來還是兵變危險一點。當時楊宇霆向他彙報此事的時候，張雨水問的居然是：“宇霆啊，咱們這個月的餉都發下去了吧，下頭的弟兄們別鬧騰就出不了事。”
張作霖居然是這麼一個心態，北京的高層在應對學生運動中會有多遲緩就可想而知。
但是學生們的動作是迅速的，和曆史上不同，曹汝霖在段祺瑞垮台後就去了南方國民政府任職，而且西原貸款一事嚴格來說他參與不多，所以成功逃脫這次學生運動。但是投靠奉軍的梁士詒，陸宗輿，章宗祥等交通係的官員就沒那麼走運了，林長民他們毫不客氣的把當年和日本簽約的責任推給了他們，而學生們自然也就毫不客氣的要找他們算賬了。
最搞笑的是，梁士詒好死不死居然搬進了曹汝霖南下後轉賣的趙家樓府邸。
於是湖南學生匡互生第一個帶頭衝進了趙家樓梁公館，事態瞬間失控了。他們沒有抓到梁士詒，但是卻成功的抓到了正在梁士詒府上做客章宗祥，一頓群毆不可避免。
中國曆史上，讀書人的地位向來較高，有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說，讀書人也常被稱為“學老爺”。張鳴在《北洋裂變》中有如是論述：晚清時節，士兵們就不敢輕易進學堂生事，哪怕這個學堂裏有革命黨需要搜查。進入民國之後，這種軍警怕學生的狀況，並沒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軍警在學生麵前依然縮手縮腳，怕三怕四。他們尊學生為老爺，說我們是丘八，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其時的軍警也很為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結果隻能窩窩囊囊，被動的接受學生的進攻。五四當天，步兵統領李長泰勸聚集在天安門的學生散去，有學生罵他是“賣國者”，他回答：“你們有愛國心，難道我們做官的就不愛國，就要把地方讓給別人了麼？”並表示願意為學生傳達意見，但懇請學生不要用野蠻的方式，當學生回答自己極為文明後，這位長官便坐車揚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