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地寫完這本書，已是2009年的初夏了。在曠野與曠野之間，田壟與田壟之間，高地與高地之間，村莊與村莊之間，風車與風車之間，槐樹與槐樹之間，苦楝與苦楝之間，甚至空蒙與空蒙之間，望過去，都是大片大片金黃色的麥穗。在這片最初誕生了麥子、大豆、高粱以及水稻的地方，雖然人如野草般反複枯榮，但這個地方的氣息，卻一直永恒。金黃色的麥穗就是這片土地的黃金甲，它不僅給土地，也給曆史和文化披上了黃金甲。這真是刀槍不入的黃金甲，也是無懈可擊的黃金甲，甚至是千秋萬代的黃金甲——太陽出來，照在黃金甲上，那一大片反光直射上去，天空也變成了大大的盾牌。那真是一種光芒萬丈。為什麼在曆史上的帝王將相都願意將自己的一切裝點成金黃色呢？那是因為這是黃金的顏色，是麥穗的顏色，也是太陽的顏色。一個人，在如此三位合一的映照下，自然會感到強大無比。
對於淮河，一開始，我是陌生的。陌生，首先來自於對這邊土地細節的陌生。我在徽州長大，也一直在江南工作，所以，對於淮河岸邊的風，一直缺少機會細細地領略。而領略一個地方曠野之風剛硬以及柔軟，是異常重要的。新世紀過後，我跨過長江來到居皖之中的合肥工作，開始頻繁地跨越淮河，行走在淮河兩岸。可以說，從這個時候起，對於淮河兩岸的風土人情，有了複雜而生動的感受。當寫完《徽州三部曲》之後，我決定要寫一寫淮河了——畢竟，這是身邊的曆史，也是中華文明進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章節。對於淮河，我不僅有迫切了解的願望，甚至還有一種饑渴。這樣的饑渴，還是來自血液裏流淌的因子吧。
這些年涉足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我真切感受到的一點就是，無論從時間、空間，還是從主觀心理上，這片土地的所有東西都是緊密相聯的。區域文化就像竹林中的根根竹子，從表麵上看，是分散的，是獨立的，其實，在地底下，它們一直盤根錯節不分彼此。它們都有相同的本質，有著相同的氣場和韻律。泱泱大地，隻有一個中國，隻有一個華夏文明，從任何一個入口進入，隻要深入進去，都能觸摸到華夏文明碩大的枝幹。從某種程度上說，華夏文明就像阿裏巴巴的寶藏，它永遠是向這個世界敞開的，我們能從中得到多少，取決於我們內心的虔誠，我們的分辨力，以及我們靈魂的幹淨程度。從這一點出發，我對寫作淮河抱有很大的信心。我知道，雖然淮河跟長江、新安江看似不一樣，但它的內在紋理應該是相同的，而這樣的紋理與氣息，從來就是我們熟悉的。
我開始了在這片土地上的尋找和發現。這樣的經曆，跟我對徽州文化所下的功夫一樣。隻不過相對於徽州，淮河邊的一切，裸露得一無遮攔，失蹤的卻不見蹤影。它就像一條直線，中間有無數個斷開的缺口。在我看來，那些看起來不複存在的東西並沒有消失，它們隻是躲了起來，避開了當下的時間；或者，以另外一種形式呈現。作為寫作者，我的任務就是重新找到它們，用筆將它們串聯起來，以一種新的方式來進行解讀。當我跋涉殘垣斷壁，在七零八碎的曆史戈壁上行走的時候，我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在這一片狼藉之中，找到一條路徑。一切區域文化都是有優點的，也是有缺陷的。對於我來說，如果對於淮河的認識還算準確，觀點還算大膽的話，那麼，對於這裏源遠流長的文化，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盡管那麼豐富，那麼深厚，但它仍是有缺陷的，它缺少的，是一種博大的精神高度，也缺少一種深刻的反思傳統。當然，這樣的弱點並不是淮河兩岸的專屬，隻不過它表現得比較充分而已。並且，每朝每代的舞文弄墨者如果沒有遭受到鄉村生活的煩擾、蟲害、勞苦以及盜賊劫掠的話，他們極容易把鄉村生活理想化，以致給我們呈現的，都是如水粉畫一般上了顏色，很難給我們一個事實的真相。我知道對於每一件曆史事件而言，時間總是提供著無數可能性，就像無數條道路，橫亙在你的麵前；而曆史的最終歸宿，源自無數複雜力量的糾纏和爭鬥；或者是大量別有用心的粉飾。在這個過程中，曆史最大困惑就是，為什麼人類的走向，以及文化的走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迷惘，仿佛在黑漆漆的森林中轉圈，無法找到方向，也看不到頭頂上的星空……有時候，我寫得很沉重，我的沉重並不因為我對這塊土地的陌生，而是對於這片土地的熟悉。正是因為熟悉，讓我無法擺脫自身的界限，也無法為思想的突圍打開一個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