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本校的每一位教師都真誠對待，高度尊重，全麵關懷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還很注意發揮他們的個人特長。因此不少名牌教師情願俸金少一點，也都樂意在徐特立領導下任教。他在長沙女子師範學校任校長時，一位著名的理化教師同時在長郡中學兼課，長郡每課時聘金1元，他經常缺課；女師每課時6角，他不但不缺課，而且教課非常認真，甚至主動為學生義務補課。有人問他這是為什麼，他說：“長郡中學的彭校長是老爺，高不可攀；徐校長平易近人，是朋友。我到長沙女師上課，常到徐校長的房裏，坐在他床上，隨便談天。他接待殷勤，毫不隔閡，鍾點費雖然少一點，但精神上非常愉快，所以願為效勞。”
在延安自然科學院當院長時，教師們都是好幾個人住一孔窯洞。按規定，徐特立可以單獨住一孔，可是他定要別的老師和他三個人住一孔。晚上三個人聚在一盞小油燈下辦公。他說：“大家住得比我更擠，為什麼我要一個人住呢？”住地到學校要翻幾個山頭，每到下雨，山陡路滑。他就打著赤腳，拄著拐杖，爬上爬下，從不因為年高路滑而遲到一分鍾。那時他已經快70歲了，有這樣一位做榜樣的校長，教授們在教學上誰都不會掉以輕心，學生也沒有吊兒郎當的現象發生。徐特立在筆記中寫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認為，作為校長，最重要的是迎難而上，率先垂範。
徐特立還有一個外號叫“徐家外婆”，因為他對學生像外婆對外孫那樣慈愛，這是長沙女子師範的學生取的。徐特立以慈愛寬容的胸懷，獲得學生的愛戴。一次，有個學生被開除了。晚上，徐特立輾轉反側，第二天他又派人把那個學生追回來，親自和他語重心長地長談，然後介紹他到長郡中學上學，後來這個學生變成了優等生。徐特立到了耄耋之年，雖不當校長、教師了，其慈愛寬容絲毫不減。此外，徐特立還經常資助寒門學子。例如，窮學生田漢想讀書、買書，卻苦於囊中羞澀。徐特立便把自己的購書折子給了他，任他購買，使他終生難忘，他讚揚徐特立憂國憂民關愛學生是：“一片外婆心，滿腹哀時淚。”
徐特立在學校享有極高的威望。而學而不厭，不斷更新知識，確保自己的學問在同行中遙遙領先，是徐特立獲得師生一致敬重的原因之一。毛澤東曾經講過：我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時，最敬佩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楊懷中先生，一位是徐老。楊、徐二位之所以給毛澤東的印象深刻，主要緣於兩人的人品和學識。徐特立不動筆墨不看書的習慣，在諸生中以毛澤東繼承最好，毛澤東因此也受益匪淺。現在我們隻要拿出徐特立和毛澤東讀過的書對比一下，就會發現他兩人的批注方式驚人地相似。
徐特立18歲開始在鄉村擔任蒙館的私塾教師，隨後就施行宏偉的“十年破產讀書”計劃，28歲時考入寧鄉師範速成班學習，33歲東渡日本考察小學教育，43歲留學法國，51歲入莫斯科孫中山中國勞動大學高級班學習。要留學法國，學習法語困難重重。法語毫無基礎可言，由於年紀大，記憶力差，加上掉了兩顆門牙，發音更吃力，但他毫不畏縮。他說：“我43歲學法文，一天學一個字，一年學365個字，7年可學2500多字，到了50歲時，豈不就是一個通法文的人嗎？假若一天學兩個字，到了46歲半，就可以通一國文字。我盡管笨，斷沒有一天學一字學兩字也學不會的。”經過一年多不懈的努力，終於能夠讀懂法文的科學書籍了，順利考進了巴黎大學，四年以後又去了比利時、德國。
由於徐特立知識淵博，從蒙館、初小、高小，到中學、師範、大學他都任過校長。除了音樂課不能上（少了兩顆門牙唱歌不成），當時師範、中小學開的各門課程他都上過。當年長沙一共有八百所小學校，所有教員基本上都是他的學生，他被公認為教育界的“長沙王”。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殊不知他的學生中還有很多政界要人、科學巨匠、文化名人，何叔衡、李維漢、蔡和森、蔡暢、許光達、劉英、田漢、李鵬、葉選平等都是他的學生。在徐特立的學生中，之所以能夠出現那麼多要人、偉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徐特立不拘一格發現人才，因勢利導培養人才，尤其注重校園高雅文化對學生的熏陶。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部隊開始進行戰略轉移。這時的徐特立已經57歲，是長征隊伍中年紀最長的一個。毛澤東也和老師徐特立一起被編在中央縱隊，拖著病體，踏上了漫長的征程。長征勝利後，當人們提起徐特立曾是毛澤東的先生時，他總是真心誠意地說：“從前我在湖南第一師範教過書，當過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隻是一日之師，而毛主席是我的終身之師——是他帶我這個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言語之中，充滿著對毛澤東的愛護和尊重之情。毛澤東對徐特立也是十分信賴和敬重的。瞿秋白犧牲後，毛澤東親自提議徐特立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長，後來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又任命他擔任邊區教育廳廳長之職，給這位老教育家創造了一個為邊區教育事業大展宏圖的機會。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歲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為徐特立舉行60壽辰慶祝大會的前一天，正忙於製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毛澤東，給徐特立寫了一封感情真摯的信，為老師祝壽。信中高度地概括了徐特立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熱情地讚揚了他作為一代師表所具備的崇高品格，充分表達了一位學生對老師的崇敬之情。
毛澤東在延安為老師祝壽，10年後還有一次。那是1947年初，蔣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揮23萬人馬進攻延安。當時徐特立已轉移到陝北高原東北部的綏德城。徐特立壽辰的前幾天，工作人員請示正在全力指揮西北和全國解放戰爭的毛澤東：徐老的70大壽還慶不慶祝？毛澤東毫不猶豫地說：“慶，為什麼不慶？還要大大地慶祝一番！我們一方麵要為徐老祝壽，另一方麵還要顯示延安軍民沉著應戰，以鼓舞邊區軍民的鬥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黨中央派出一輛大卡車專程前往綏德，接徐特立返延安做壽。壽誕的前一天晚上，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央負責同誌親臨徐特立居住的窯洞祝賀，俗稱“暖壽”。次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邊區政府舉行了熱烈的慶祝大會。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盡管政務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與徐特立之間的師生情誼。一次，毛澤東特地派人來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請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飯。話別時，毛澤東見徐特立穿著還像過去那樣儉樸，又聯想到徐老當年為革命犧牲的兩個兒子，就將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脫下來，送給徐特立，以表人子之心。回家後徐特立把毛澤東贈送的大衣收藏起來，隻在莊重的場合才穿。
“平凡偉大馬列真，一代師表啟後昆。道德文章垂萬世，堪稱革命一完人。”徐特立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中國人民的師表，他曾教導毛澤東立誌、立德，他還使千千萬萬個普通的中國人，知道了讀書、識字、明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屈伯川
屈伯川（1909年11月16日～1997年2月18日），原名屈伯傳。四川省瀘縣人。1928年春考入金陵大學（1952年並於南京大學）預科，同年暑期考入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在大陸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複校）理學院化學係。在校期間積極參加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1932年遭到反動當局迫害，憤然離校後先後在四川瀘縣中學、廣州桂林第三高級中學任教。1934年9月赴德國留學，在柏林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秘密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獲德國著名大學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學位。
1937年7月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他加速完成博士論文，獲得學位後毅然回國，尋找報國機會。此時麵對上海戰事的失利，11月20日，國民黨國民政府發表了遷都重慶的宣言。屈伯川首先回到當時的中國政府首都重慶，成為重慶“中華自然科學社”的負責人之一。因為參加抗日愛國學生運動的曆史，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不被任用。
1939年10月，經周恩來和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介紹，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秘書的身份，跟隨林伯渠、吳玉章到達延安，是延安革命根據地第一位在國外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近年稱這種人才為海歸，從某種意義上說，屈伯川博士可以說是共產黨中國的海歸第一人），先後在中央財政經濟部、新華化學工業合作社任職。
1940年1月。參加了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的籌備工作，任駐會幹事負責人，並直接向毛澤東彙報這個會的籌備情況，請他參加成立大會，並請毛澤東做演講。後參與籌建延安自然科學院，任教育處長。
1940年1月任延安新華化學工業合作社主任（即新華化學廠廠長）。194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初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工業局任副局長。1945年9月任晉察冀軍事工業部工業試驗所所長。1947年1月到大連擔任“關東工業專門學校”校長。
1948年11月屈伯川帶領20多名畢業生接管了“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中央試驗所”，經過初步整頓、充實，很快就在丙酮與丁醇等10多個研究項目上作出了成果，為日後成立的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奠定了基礎。
1949年3月屈伯川擔任工學院院長兼任化學科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前身）所長。
1948年9月參加大連大學的籌建工作，任工學院院長兼科學研究所所長。1950年7月工學院獨立為大連工學院（1988年更名為大連理工大學），任院長兼黨組書記。早在建校之初，屈伯川就提出“逐步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是關係我校發展的重要因素”；“開展科學研究不僅能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也是提高師資水平和教學質量的根本大計。”
正是在他的積極領導和精心組織下，大連理工大學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就以成功設計了我國“三大港口”而聞名全國。陸續承擔了新中國第一個現代化軍港、第一個現代化漁港、第一個現代化油港的設計任務，並為國家引進大型化肥生產線作出了重要貢獻。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此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首次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1960年建校11年時就使大工成為中國首批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
1957年５月，在“反右”前夕，他總結思想改造和肅反運動中“左”的教訓後，在動員幹部教師幫助黨整風的座談會上動情地說：“不要再傷害知識分子的感情了。”由於這個和其他原因，在反右運動中，他被視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而受到批判和處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再次衝擊。1979年才得到徹底改正。
1979年3月再度出任大連工學院院長。1979年學校建校30周年時，屈伯川在總結辦學經驗時說，“我們的教育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們培養的人，不但要有較高的科學水平，還要有較高的社會主義覺悟和健康的身體。社會主義科學技術人才的特點，就是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對於這一點，如果有所忽視，我們就要犯大錯誤。”
根據1979年初鄧小平訪美時，與美國總統卡特達成的協議，1980年，中美兩國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準備在中國創辦一個培訓中心，國家經委、科委和教育部的有關負責人正在為找不到合適的地點而為難，屈伯川得知這一信息後，當機立斷，連夜趕往北京，力爭把這個中心辦到大連去。
1980年8月18日，“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在大連理工大學正式開學，是中國第一個與國外合辦的國家級管理人才培訓基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管理思想、理論和經驗的第一個窗口。
1981年9月起任大連工學院名譽院長（大連理工大學名譽校長）。並幫助大連市籌建大連大學。發表了《高校要加快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1983年5月，聯合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天津大學名譽校長李曙森，浙江大學名譽校長劉丹上書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關於將50所左右高等學校列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的建議"，主要內容是建議國家拿出50個億，重點資助50所高校，使這些學校到90年代，在儀器設備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一建議受到鄧小平及其他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後來逐漸形成共識,1989年，獲國家教委“老有所為精英獎”。
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了麵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211工程”。1998年，中央又提出了“建設若幹所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985工程”。
屈伯川等四位共和國著名老一輩教育家的上述建議，在高教界被尊稱為“835建言”。它同王大珩等四位共和國著名老一輩科學家提出的，得到鄧小平支持的“863計劃”一樣，被傳為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知識分子上書建言、形成高層決策的佳話。屈伯川博士從事高等教育工作半個多世紀，為大連理工大學這所中國共產黨親手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的創建、發展和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在長期的高等教育實踐中，準確把握教育規律，銳意改革創新，形成了一套全麵係統、切合中國實際、頗具中國特色的教育思想體係，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寶貴財富。
1997年1月，《屈伯川教育文集》由他在延安時代的學生，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題寫書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