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有個叫卓恕的人，為人篤信，言不食諾。他曾從建業回上虞老家，臨行與大傅諸葛恪有約，某日再來拜會。到了那天，諸葛設宴專等。赴宴的人都認為從會稽到建業相距千裏，路途之中很難說不會遇到風波之障，怎能如期。可是，“須臾恕至，一座皆驚”。由此看來，誠是一個人的根本，待人以誠，就是信義為要。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能化萬物，也就是所謂的“誠則靈”正是說明了誠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誠則不靈，行則不通，事則不成。一個心靈醜惡，為人虛偽的人根本無法取得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說：“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明人朱舜水說得更直接：“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故曰：‘君子誠之為貴。’白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誠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盜名矜得計哉？”所以，誠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隻有做到內心誠而無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並取信於人的人。
中國人特特別崇尚忠誠和信義，因為誠信是為人處世的根本。而“信、智、勇”更是人自立於社會的三個條件。誠信是擺在第一位的。“信”是一個會意字，“人、言”合體。《說文解字》把信和誠互為解釋，信即誠，誠即信。古時候的信息交流沒有別的方式，隻能憑人帶個口信，而傳遞口信之人必須以實相告，這就是誠或信的本義。“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中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的立身處世之本。靠這樣一個道德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言行。這和西方的契約精神有所區別。中國是靠禮義行事的德治國家，言行靠自律與自省。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法和刑是同義的，因此遇到問題不是靠打官司去解決，而是靠協商解決，在相互謙讓的基礎上通過調解達到一致，不希望鬧到“扯破臉皮”、“對簿公堂”的地步。有些受騙上當的人往往在事後采取忍讓和不再交往的辦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並未改變，依然堅持用誠信的態度處世為人。靠道德的約束而忽視法製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已被證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誠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在人們的相互交往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
假如你要成大事，就要做到誠摯待人，光明坦蕩，寬人嚴己，嚴守信義。隻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信賴和支持，從而為事業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作為一個有德行而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誠信是做人的美德。與朋友交要誠信。“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為官從政要“饉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一個做事做人均無信的人，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因為人們均不齒於那些言而無信的人。所以，孔子說：“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是離不開誠的，誠是信的基礎和保證，誠摯待人，就能嚴守信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