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學藝術1-1
第一節文學史
先秦文學
先秦文學形成於中國文化的發生、創造期，對先秦文學的研究，必須納入到文化的綜合動態的係統中來，將它置於最廣闊的曆史文化背景下來審視。例如，對史傳文學、諸子哲理藝術散文的研究，即涉及到“史官文化”、“先秦理性精神”，以及民族精神、思維方式、審美心理等一係列文化問題；對《詩經》、楚辭的研究，亦涉及到南北文化、儒道源流及宗教、民俗等文化問題。而卓絕一世、彪炳百代的《莊》、《騷》的產生，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需要從縱深的曆史、文化繼承和時代精神氛圍等與文化因素相關的方麵，揭示其由於蓄勢久遠、積澱深沉從而以包羅萬有、氣象雄渾的麵貌登上時代高峰的緣由。可以說，先秦文學中的問題，幾乎無一不涉及到廣泛的文化問題。因而對先秦文學的研究，離開了文化視角就無從切入和深入。
如果把我國文學的發展比喻為一條長河，那麼這一時期的文學，正是處於發源階段；如果把我國文學比作是一座高樓大廈，那麼這一時期的文學正是它的基石。因此，了解和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對於認識我國文學優良傳統的形成，審美意識的曆史起源，以及我國文學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的發生和發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遠古口頭文學除原始歌謠外，還有神話傳說。古代神話豐富多彩，隻因年久散失，未能係統、完整地保存下來。現在所看到的一些零星的片斷，大都出於後世的傳聞。散見於《山海經》、《淮南子》等古籍中的神話較著名者如《精衛填海》、《誇父逐日》、《女媧補天》、《鯀禹治水》、《後羿射日》、《黃帝殺蚩尤》、《刑天與帝爭神》和《羽民國》、《奇肱民》等，包括自然神話、創世神話、英雄神話和傳奇神話諸類型。神話作為原始的社會意識形態，通過想像和幻想，以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形象地反映了遠古人類的社會生活與精神世界，具有不朽的認識價值。神話還是人類永不複返的童年時代的藝術瑰寶。它以自身的壯麗奇偉和無窮魅力顯示出高度的審美價值。神話又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它以熾熱的激情、神奇的幻想，表現了原始人類企圖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願望、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對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的讚頌。
夏啟大約公元前21世紀時，傳說夏禹的兒子夏後啟建立了夏朝。有關夏朝的出土文物很少，古文獻所載的有關夏代的曆史多屬傳說性質，其詩歌、謠諺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夏朝是否有文字，以及文字情況如何還不得而知。但自從甲骨卜辭的發現，證明至遲在殷商社會中期(約前14世紀)，我國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時也有了用文字記載的曆史文獻。殷墟的甲骨卜辭，商代和周初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尚書》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說是我國散文的萌芽。夏、商都是奴隸製社會，當時的文學對階級社會的某些現實已經有所反映。據《尚書·湯誓》所引，有兩句夏代歌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相傳為夏桀時人民大眾的呼聲，反映了夏朝人民對夏桀暴虐統治的不滿和強烈的反抗情緒。成湯滅夏，建立商朝(前17世紀~前11世紀)，這是我國古代奴隸製大發展的時期。
商起初是黃河下遊的部族，大約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即傳說中商湯伐夏桀以後，成為中原諸邦國之長，到公元前十一世紀為周所取代。它是一個奴隸製國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陽小屯(商舊都所在地)發現了大批刻有文字、用於占卜的甲骨，證明漢字在商代已經基本定型，漢字最重要的特點——在每個單一符號中包含音、形、義三要素——也已經形成。甲骨文並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簡單的文字符號，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種文字符號還處在雛形階段，並且不能表達連貫的意義(不能組句)，所以至今難於識別。甲骨文雖然很簡略，卻是關於占卜結果的完整記錄。使用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主要標誌。從文學角度來說，文字既為書畫文學提供了基本條件，也在某些方麵決定了文學的特點。譬如，中國文學重駢偶的現象，就是從漢字的特點中產生的。牧畜業異常發達，從甲骨卜辭中可以看到祭祀時大量用牲的現象。中葉後由牧畜進入農業生產。《尚書·盤庚》屢次提到農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麥”、“稷”、“粟”等字，證明殷代確有很多種類的農產品。由牧畜發展到農業生產是很自然的。遊牧過程中，既易發現農作物，又能馴服牛馬。文獻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馬的記載，不難設想，役使牧畜減輕人力，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關鍵。
公元前11世紀，武王伐紂滅商，建立了強盛的奴隸製國家周，周王朝起初定都鎬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稱西周。後因受到西戎族的壓迫，至平王時遷都雒邑(在今洛陽市)，史稱東周。東周習慣上又分作兩個階段，現在一般從周元王元年(前475)以前，稱“春秋”時代，以後稱“戰國”時代。周的國家性質，史學界說法不一。通行的意見，把春秋、戰國之交作為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界。但有人認為西周已經進入封建社會，也有人認為直到魏晉(甚至更遲)中國才進入封建社會。
周朝人在上層建築方麵所進行的開創更是商朝人所無法企及。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孔子在《論語》中也說過：“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大概就是指此而言。西周初期的文獻資料保留到今天的就很多了，諸如《詩經》中的一部分《周頌》和《大雅》，《尚書》中的《牧誓》、《大誥》、《無逸》等十多篇，以及《周易》中的許多爻辭等。長期以來人們總把周朝初年許多典章製度、文化措施的創立和周公聯係起來，甚至說它們的許多篇章、許多條文都是周公製訂的，於是周公遂成了我國古代文化領域裏的第一個大聖人。這種對於周公個人的迷信與崇拜，大約起源於孔子。這裏麵有誇張演義，但也反映了相當程度的現實。
西周時代的文學，今天所能見到的就是《詩經》的“雅”、“頌”和《尚書》裏的一些篇章，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奴隸主階級的人物；作品的內容也都是寫的奴隸主，甚至大都是與奴隸主最高集團有關的事情。它們或者是歌頌某個祖先，或者是歌頌某個帝王，或者是某個有身份、有遠見的大臣告誡某個年少的帝王等等。這些作品由於時代久遠，所以文字都比較難讀；但非常寶貴，因為它們是後代可以真正拿出來講的我國最早的詩歌與散文。文學產生於勞動，這話不錯；最古老的文學應該是口頭傳下來的歌謠與神話，這話也不錯，但是記載那些遠古歌謠和遠古神話的著作出現得既晚，記載得又極簡略，它們隻能引發人的某種遐想，說明某種理論，而如果要把它們拿來當成一種作品讀，那就不可能了。
西周後期統治集團的殘暴腐朽和當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尖銳情況可以從《詩經》“小雅”和《國語》的一些篇章中看到。西周政權終於在公元前771年被它西鄰的“犬戎”民族滅掉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周王朝的國都由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南的鎬京向東遷移到了今河南省的洛陽市，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東周王朝的開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曆史進入大動蕩大分化的春秋戰國時代，曆史和文學都掀開了厚重輝煌的一頁。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收獲豐碩的時代。
這個時期以詩歌的成就最突出。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五百年間，是四言詩發展的黃金時代。周代的統治者為了製禮作樂和考察民情的需要，通過采詩和獻詩的方式，搜集並整理了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詩經》的內容十分豐富，特別是其中的民歌，題材廣泛，諸如人民反對剝削壓迫、不滿戰爭徭役、揭露統治者的醜惡，還有婚姻戀愛以及生產勞動等多方麵社會生活都有所反映。《詩經》的藝術成就也很高，如比興的手法、整齊的章句、優美生動的語言、自然的韻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進步思想和藝術成就，開創了我國古代文學的寫實傳統，給後世文學以極大的影響。就四言詩來說，《詩經》一出現便形成了一座高峰，幾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它既標誌著四言詩的開創，也標誌著四言詩的完成，以後無論民歌還是文人詩的四言，就其總體而言，都不曾超越過它。這時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體散文《周書》、編年體曆史散文《春秋》、語錄體散文《論語》，除了以上三部書外，還有鑄在銅器上的西周銘文等。《尚書》是一部古代文告和講演錄的綜合集子，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虞書》和《夏書》，隻能視為後人追記，《商書》中有部分屬於當時文獻，而《周書》則可全部視為西周至春秋時期文告的真實記錄，語言與《盤庚》一樣，佶屈聱牙。《春秋》是孔子依據魯史編寫的一部編年史大綱，它對春秋時期各國曆史作了簡要記載，是研究春秋曆史的重要資料。《論語》是孔子言行以及孔子同其弟子們對話的記錄。《春秋》和《論語》的記事記言，語言都簡明平淺，不像《周書》那樣古奧難懂。《詩經》、《尚書》、《易經》、《春秋》和漢儒纂輯的《禮記》被後代認定為儒家的經典著作，合稱“五經”，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
戰國時代是一個大混戰、大動亂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文化迅猛發展，高度繁榮，英雄輩出，人才輩出的時代。這個時代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士階層的興起與其在社會各領域所發揮的作用之巨大。所謂“士”，原是指奴隸主階級裏的最下層的一部分人。但是到了春秋時期，隨著奴隸製度的逐漸崩潰，這個階層的力量越來越壯大了，有些原是奴隸主中、上層的人，後來可能由於破落而降為了“士”；也有些原是奴隸或庶民的人，後來可能由於某種原因而升為了“士”。到了春秋末期，這個階層的人物就已經相當有影響、相當可觀了，例如孔子及其門徒就是這個階層人物的傑出代表。到了戰國的時代，隨著貴族壟斷教育的被突破，隨著私人教育的發展，這個階層裏掌握知識、掌握技能，從而使自己具備文武才能的人物也就越來越多了。其中有一類是屬於思想家類型，這是沿著春秋末期孔子的那條道路發展下來的，如墨翟、老聃、孟軻、莊周、荀況、韓非等。這些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治理社會的方針，他們原來也是想與統治者合作，想有所作為，隻是由於他們不被統治者所用，所以才隻好自己關起門來著書立說的。他們這些著作的性質，司馬談早就在《論六家要旨》中說過：“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為當時的統治者“開藥方”。即使現時沒人用，他們也是希望日後能夠有人用。這些人一般說來都有自己堅定的信仰，他們到處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張，但對於當權者卻從不低頭。他們寧可“以身徇道”，而決不改變自己的原則去迎合當權者的需要。所以這些思想家們大都是到處碰壁，在貧窮困頓中度過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