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學藝術1-4
宋遼金文學
公元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今開封東北四十裏)組織兵變，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後將近二十年間，宋太祖趙匡胤和太宗趙光義又先後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並了南方的幾個獨立王國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漢。這時，除了北方的遼國與西北的夏國之外，五代十國那種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迭更變亂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塊割據局麵總算大體結束，一個大一統的新王朝總算基本建立，這就是趙宋王朝。宋王朝從建立到宋帝日丙二年(1279)元世祖滅宋統一中國，其間宋朝共統治三百餘年。宋朝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麵，但是並沒有完全統一全國。宋代三百年間，同時存在著幾個民族政權並立的局麵，先後存在的政權有：遼(907～1125)、西夏(1032～1227)、金(1115～1234)、大理，(938～1254)以及高昌(回鶻)、蒙古等。曆史上稱宋高宗南渡(1127)以前為北宋，都城在汴梁(今河南開封市)；南渡以後為南宋，都城在臨安(今浙江杭州市)。從唐朝末年以後，中國的封建社會便轉向後期。宋代是封建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和民族矛盾尖銳的時期。
宋代政治的特點是輕武人，重文人。高度重視文治，高度重用文人，這是為鞏固政權服務的。宋太祖曾雲，文人“縱皆貪濁”，其危害“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為此宋王朝采取了擴大科舉取士的範圍及職能，提高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等辦法。取士的名額較唐擴大了數十倍，且“布衣草澤，皆得充舉”，為平民入仕鋪平道路，入仕後的俸祿也遠遠高出唐人。從此科舉考試幾乎成了通向權力與財富的惟一途徑。
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等，都是出身於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還存在的諸如一個家族中數十人中進士乃至居高官的情況，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說，在宋代已經不存在一個多少能夠與君權相抗衡的特殊社會階層。
與此相關的是宋代科舉製度的完備。唐代的科舉並不完全是(甚至並不主要是)依據考試成績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個人的聲譽，同權勢人物的關係，都直接影響著科舉中的成敗。而宋代科舉由於實行了彌封製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試之外的人為因素畢竟要少得多了。同時，宋代的科舉還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規模擴大，每科所取的人數常超過唐代十倍，朝廷並因此大量增設官職，科舉比前代更有效地成為國家籠絡知識階層的手段；二是作為君權具有絕對權威的顯示，進士及第最後都要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選，及第者不得對主考官自稱門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於科舉一路。太祖、太宗時，還有不經科舉直接從下層官吏提拔官員的情況，但已經不像唐代那樣突出，至真宗以後，這種情況就難以找見了。唐初實行科舉，李世民曾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實帝王的這一種夢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實現。
宋代科舉製的完備，為“寒士”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現實的可能，但這同時也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於國家政權的依賴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進士、憑門第、走幹謁、遞行卷以求仕進，也可以隱山林、遊江湖、入釋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選擇的自我價值實現之路卻狹窄得多，幾乎隻有經科舉考試獲得官位，並由此獲得社會承認和優越的物質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樣廣泛的社會活動，多姿多彩、五花八門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漸漸消失了。用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宋代著名文學家的生活經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人，都要簡單得多。
宋初科舉承唐五代餘風，偏重詩賦，到仁宗以後，就更重策論。宋郊在慶曆四年(1044)上奏：“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政治矣。”就說明這樣的考試內容可以選拔有政治頭腦的人才。文人執掌政權是宋代政治的特色，這和當時科舉製度密切相關。同時科舉考試的偏重策論，更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風。蘇軾《擬進士廷試策表》說：“昔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礻右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乎熄。”宋文長於議論，就是詩歌也表現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又同這種考試內容密切相關。
北宋王朝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麵繼承了前代學校、科舉的製度，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培養一般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到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教授，並有一連串考試提升的辦法。由於官辦學校還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要求，民間私立的書院逐漸增多。當時最有名的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南京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被稱為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在宋太宗時學生達到數千人，應天府書院在宋真宗時修建了一百五十間校舍，它們的規模比官辦學校還要大。
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這就大大擴大了學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當時從中央的三館、秘閣，以及州學、縣學、民間書院，都藏有上千上萬卷的書籍。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都達數萬卷，而且喜歡借給人看。宋代學者所掌握的曆史文化知識一般比前代學者豐富，私家著述遠遠超過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幾十卷、上百卷的大部頭著作。這不僅決定於印刷事業的發達，同時是當時封建文化全麵高漲的表現。
宋代是一個君權高度強化的專製社會，文人出路狹窄，與國家政權的關係極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隻能在忠於君主、報效國家的位置上確定自我的角色。從曆史上看，自中唐以來，就有相當多的人認為國家的興亡，中國文化傳統的命脈，都係於儒學所要求的倫理綱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與道統的延續，關鍵在一個“內轉”，也就是說，儒家那套倫理綱常、行為規範僅僅形之於外在的禮教儀節已經不夠了，應當把它作為一種內在心靈中對道德的自覺。這種認識在宋代特殊的環境中得到發展和實踐。宋代理學，無論是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還是陸九淵，大體都是走的這一路向。他們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識形態是一個龐大的體係，從外在方麵說，是將宇宙的起源、結構及其天然合理性與道德秩序、倫理綱常、社會結構對應起來形成一個解釋體係(像《太極圖》的解說、《易》的闡釋、《曆》的編纂都屬於這一類)；從內在方麵說，是將“天理”與人心互相對應，凸顯人心對秩序、規範的自覺，從而為儒家道德倫常找到宇宙論與心性論的依據，把外在倫理規範對人的行為、思想的整頓約束變為內在心性自覺的諧調和修養，這樣就完成了儒學的“內轉”。雖然理學在宋代並未成為官方學說，有時甚至因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製，但它的強大的勢頭，清楚地表現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趨向，並造成廣泛的影響。在“內轉”思想氛圍中，文人自覺地收斂了放蕩狂傲、任情任性的習性，變得老練深沉、正經規矩，至多也就是像蘇東坡那樣，借幾分滑稽、幾分曠達，來逃脫來自社會也來自自身的壓抑。
宋代商業經濟的發展、社會內部矛盾的加劇，都是破壞封建秩序的重要因素。大力提倡儒學，正是加強封建思想控製的必要手段。然而正像一切具有悠久傳統的思想體係一樣，儒學也在不同的時代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被作著不同的解釋。宋仁宗時期配合範仲淹的政治革新而興起的古文運動，與神宗時王安石的變法，都以儒學相標榜。而反對革新和變法的勢力，也到儒家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於是在儒家複古旗幟下出現的思想的分化和學派的紛爭，便成為宋代學術思想的一個鮮明特征。宋代儒家學派雖多，但大體上不外是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以“治國”、“平天下”為主，或以“修身”養性為主，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屬於前者；後者則以二程、張載為代表，形成為宋代的理學派別，並隨之分化為南宋的朱陸之爭。
儒家與道家乃中國主要的本土思想，先秦時代雖分道揚鑣，而漢初則崇尚黃老，武帝複獨尊儒術，前後起伏，若斷若續；及至東漢佛教東漸，本土思想乃不得不在演進中趨向合流。何晏有《論語集解》，王弼兼注《周易》、《老子》，魏晉時代思想的爭鳴，實際上並無學說上的創新，而是通過解釋經典與反對禮教，從而彌合了儒道之間的差異。阮籍行之於前，陶淵明成之於後，此後本土思想中也就不複更有儒道之間的明顯界限，雖形式上仍有朝野之別，而價值觀上則難分彼此。若蘇東坡便正是宋代繼陶淵明之後的代表人物。
宋朝儒學得到大力提倡，主要是在宋仁宗時期。仁宗自幼訓習儒經，所用宰相，全是進士出身的老成儒者。範仲淹上書改革政治，以全麵解釋儒家聖人之道為思想依據。慶曆新政實施期間，始創太學，在各州縣設立學校講授儒學，使儒者講學之風大盛。為配合這場政治革新而興起的古文運動，正是繼承中唐韓愈發起的以“文以載道”相號召的古文運動，這一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歐陽修主張通經學古的目的乃在切於世、致於用，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思混沌於古初”的“廣誕無用之說”，要求學者關心時事，憂念天下，以反映民瘼和刺世疾邪作為文學的主要職能。與歐陽修觀點接近的穆修、尹洙、蘇舜欽等都很少有空洞談道的專論。歐陽修所提拔的曾鞏、三蘇等，也都是一批“博於古而宜於今”的古文家。王安石更是主張“文以適用為本”，反對“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的“近世之文”。
當然即使在同一“致用”的旗幟下，也會有“文治”、“武備”各重一端之別。儒家一般雖多重文治，但在外族侵淩、半壁河山的背景下，主戰派的出現也是不難理解的，如蘇洵的《六國論》，頗具有戰國時代縱橫家雄辯的豪情，便正是這方麵的代表之作。
宋代，隨著禪宗的盛行，出現了士大夫禪化，禪士大夫化的合流傾向，談禪已成為士大夫普遍而時髦的風氣，蘇軾、王安石、黃庭堅，以及江西詩派、江湖詩人中的很多人都雅好此道。他們談禪已不是附庸風雅，而是將其變成一種生活和情感的體驗，形成人生觀的一部分。
隨著老莊淡泊無為思想的複歸和禪宗任運隨緣思想的流行，宋人對人生采取了更超脫、更達觀、更冷靜的態度。他們對世態炎涼及人情冷暖一般都看得很透、很淡，特別是在官場失意時多能以樂觀、爽朗、超脫的態度對待。
但宋人的超脫與達觀有時又變得太重功利，這就在宋人的生活態度中形成另一個特點——享樂之風盛行。宋太祖曾以享樂為條件，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重臣的兵權，從此享樂之風盛行。士大夫中一方麵造成歌舞宴享之風盛行，生活奢侈無度，另一方麵也促使文化素養普遍提高，促成各項學問、藝術與技藝、玩好同時興盛，培養了單純從詩藝和學術角度把玩文學的風氣。在人生思想方麵，理學的主體理性自覺意識和佛老尤其是禪宗的人生哲學，反映了這一時期士大夫知識分子在服從封建國家的同時尋求個性發展的意願，深化了他們的人生思考。因此，宋代文學一方麵出現了大量流連詩酒、酬酢唱和、逢場作戲之作，形成了琢字煉句、炫耀學問、追求韻味的創作風氣，文學題材擴大到了前人未曾涉及的生活瑣事或側麵，如役使童仆、年節風俗、翁媼口角、褻事雜物等，另一方麵也以更多的篇幅品味人生，欣賞自然，表現解脫羈絆、恢複真實自我的意願，乃至直接談禪論道，詼詭誚謔人生。宋代文學既充分表現了士大夫世俗、庸俗的一麵，表現了他們的豐富情感需要乃至勢利、腐化的惡劣本性，也展示了他們難以排遣的人生煩惱和精神痛苦，表達了他們對美好人性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宋代文學的這種世俗化、個人化的特點，一方麵滲透到士大夫文學的各體形式中，詩、文在言誌載道的鴻篇大製、高頭講章外出現了“猶畫工小筆”(歐陽修《試筆》)的精裁巧作、短劄小品，詠物題畫詩、機趣詩、題跋、筆記、散體賦等十分流行；另一方麵則與新興的市民文學形式相呼應，文人創作也在接受市民文學趣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