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文學藝術2-1
第二節詩歌史
先秦詩歌
與詞、曲相比，中國的詩歌曆史最悠久，成就最輝煌。它興起得早，且經久不衰，青春常在。
詩歌的曆史可以追溯到語言產生後不久。《淮南子·道應訓》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可見在原始勞動中的勞動號子就是最原始的詩歌，魯迅將其戲稱為“杭育杭育派”(《門外文談》)。《呂氏春秋·古樂》又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可見原始的詩與歌密不可分，都與音樂舞蹈密切相關。但由於缺乏文字記載，這些原始詩歌大多已湮滅不傳。一些古籍記載的所謂神農、黃帝、堯、舜時代的歌謠，多數經後人潤色，甚至是偽托之作，但也有個別作品保留了遠古時期的原始味道，如《吳越春秋》卷九所載的《彈弓》曰：“斷竹，續竹，飛土，逐浽（右“肉”字）。以簡單的節奏表現了從砍伐竹子、製造彈弓，到射出彈丸、擊中獵物的狩獵過程。
兩漢詩歌
這一時期被魯迅稱為文學的“自覺時期”。其在詩歌方麵的主要成就是五言詩由成型到繁榮，七言詩由濫觴到初步發展，雜言的歌行體及五七言四句的小詩也趨於成熟。新興的聲律學逐漸應用到詩歌創作中，為唐以後的近體律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包括詩歌批評在內的文學批評也空前發達繁榮，除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已接觸到詩歌批評外，劉勰的《文心雕龍》有許多章節都是專門論詩的，鍾嶸的《詩品》更是係統的論詩專著。
兩漢時，詩歌的成就不高，文入詩的成就更差。相對而言民間的“樂府詩”水平較高。
“樂府”本是漢代所設的音樂機關名，它是漢初統治者為潤色鴻業、製禮作樂的需要而設置的，它的任務除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製成曲譜演奏外，還要采集各地的民歌。“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誌》)到了魏晉六朝，人們習慣於把這些漢代樂府機關所采集的原稱為“歌詩”的詩歌稱為“樂府詩”，於是“樂府”由音樂機構名一變而為詩體名。
《樂府詩集》書影據《漢書·藝文誌》載，僅西漢樂府民歌就有138首之多，可惜流傳甚少。現存樂府民歌大多是東漢作品，共有三四十首，其中富於文學價值的是那些采自民間的作品。
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原則實際上和《詩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原則一脈相承，因而必然繼承《詩經》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具有很高的思想意義。
有些詩揭露了當時嚴重對立的階級狀況，揭露了戰爭和勞役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有的甚至直接寫出了貧苦百姓被逼無奈而不得不鋌而走險、犯上作亂的情景：“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白發時下難久居!”(《東門行》)
有些詩寫傳統的愛情婚姻。如《上邪》一連氣用五種不可能發生的事來發誓，說隻有到那時“乃敢與君絕!”熱烈地歌頌了對愛情的忠貞。《孔雀東南飛》深刻地控訴了封建婚姻製度對傾心相愛的青年男女的無情迫害。這篇1700多字的樂府詩是古代漢民族最長、最優秀的敘事詩。它述說了“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的悲劇故事。與此相反，《陌上桑》卻充滿喜劇色彩，寫美麗機智的羅敷如何拒絕了“使君”的無恥追求。
樂府詩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那些表現家庭、社會問題的作品。如《婦病行》寫母親臨死前千叮嚀萬囑咐地將“兩三孤子”托付給丈夫，但這個丈夫——或許是後父，最終竟拋棄了孩子，又如《孤兒行》寫兄嫂獨霸家財，把幼弟視為奴隸，任意折磨役使，也深刻地揭示了家庭的悲劇。
漢樂府多“采摭閭閻，非由潤色”，所以“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胡應麟《詩藪》卷一)，成為它天然的本色。漢樂府或為雜言，或為五言，標誌著詩歌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為後代雜言歌行及五言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而漢樂府最顯著、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它刻畫出許多性格鮮明、情節完整的形象和事件，標誌著敘事詩進入了更成熟的階段。如《孔雀東南飛》用多種多樣的手法生動地塑造了劉蘭芝、焦仲卿、焦母、劉母、劉兄等一係列生動形象，描敘了休妻、離別、拒婚、再嫁、殉情等一係列生動情節，不愧為現實主義的敘事傑作。如果考慮到漢(族)文學敘事詩的不足，漢(代)以後敘事詩停滯不前的實際情況，那麼漢樂府的這一藝術成就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漢代的文人詩成就不高。尤其是西漢時期隻有項羽、劉邦等人幾篇急就短章《垓下歌》、《大風歌》等較為生動感人。到了東漢，文人受西漢以來五言民歌影響，逐漸重視對五言詩的寫作。班固的一首詠緹縈救父的五言詩《詠史》，雖然“質木無文”，卻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詩。以後張衡、辛延年等人相繼而起，或自作，或擬樂府之作，五言詩逐漸發展起來。它比起“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詩，多出一個單獨的音節和詞彙，因而能“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鍾嶸《詩品》)。
魏晉南北朝詩歌
魏晉時期最值得稱道者一是建安詩人，一是正始詩人，一是太康詩人，一是大詩人陶淵明。
漢魏易代之際，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於是在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20)產生了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核心，“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為羽冀的“建安詩人”，他們關切現實，慷慨有誌，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寫下了一大批具有高度現實性和飽滿感情的作品，其風格被後人譽為“建安風骨”。建安風骨的特點及產生背景正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評：“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如曹操(155～220：的《蒿裏行》寫討伐袁紹之戰，《苦寒行》寫東征高幹，都寫出了事件的紹過，戰爭的殘酷，人民的苦難，被後人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鍾惺《古詩歸》)。而曹操的《短歌行》、《角雖壽》，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雜詩》等，又都抒發了作者真切複雜的思想感情，不愧為優秀的言誌抒情之作。特別是曹植(192～232)的《贈白馬王彪》，剖析了在皇室內部殘酷鬥爭中的悲憤心情，更是一篇寫實與抒情相結合的佳作。曹植特別擅長五言，他在曹操“清峻”、“通亻兌”的基礎上更注重“騁詞”和“華靡”，因而使五言詩更趨於繁榮。而曹丕(187～226)的《燕歌行》則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詩。
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與曹氏之間展開了殊死的血腥傾軋，特別是司馬氏借“名教”殺人，剪除異己，政治異常黑暗。應運而生的是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後人稱他們為“正始(魏齊王年號，241～249)詩人”，他們“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非湯武而薄周孔”(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思想反對現實政治。他們也關心現實，但黑暗的政治迫使他們由奮發進取轉而變為或憤世嫉俗，或消極避世；他們也飽含感情，但朝不保夕的處境迫使他們由慷慨激昂轉而變為或隱晦曲折，或任達曠放。阮籍(210～263)的82首《詠懷》詩可視為正始詩人的代表作，這些詩“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標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王夫之《古詩選評》卷四)，都寫得“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品》)，而且這種組詩的形式又開創了五古抒情組詩的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