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毅將自己擬定好的參政院製度交給內閣的眾人過目，並沒有引起多少反應。雖然在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類似的政治製度，但畢竟商毅對這個時代的歐州議會，以及古羅馬時代的議會製度都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因此幾位內閣成員，包括大部份的官員，對議會製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國人的理解實力從來就不差，盡管參政院的形式的運行方式，實際己經很接近於近現代的議會，但還是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參政院目前的功能隻是參政，並沒有立法權和決策權，說直白一點，也就是像內閣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議，供他們參考，至於內閣或商毅釆不釆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過由於議員資格必須都是非政府官員，也就是全部來自於民間，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這實際就是一種變像的向民間求言方式。
向民間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國曆朝都有過。有時是皇帝下旨向民間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設有專門的機構，都是表示皇帝開明布公，廣開言路的治國理政態度。從一定程度上說，也能反應一部份民意民情。
在秦漢以前，這種民間直接對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動向民間征言的事例發生的比較多，這是因為當時的官員選拔製度並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學的人找不到出頭的門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種機會。由其是在戰國時期，有不少人就是借這一途進，憑借一筆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舉由民間進身入朝堂，實行從平民到官員的華麗轉身。
但這種上言製度畢競太不規範，又過於片麵，而且也有不少人?S為得到晉身的機會，故意標新立異，或誇大其詞，或憤世嫉俗，或阿諛奉承，在秦漢之後，靠這種方式晉的例子己經大大減少了，而唐宋之後，甴於科舉製度形成，官員選擇已經進入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因此向民間征集言論的像征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
到了明朝，幹脆就取消了向民間征集言論這一製度。而清朝走得更為極端，連四品以下的官員都不許直接向皇帝上書。但能通過科舉做官的讀書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官能做得長久的則更少，而士大夫這個階層曆來都有議論朝政的習慣，由其是在宋明兩代，太學生、士大夫一直以來都關注著國家的政治局麵，也出現過不少由士大夫一層發起，影響國家的政治決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時期，各種書院、學社都是士大夫們議論國策，發表自已政治觀點的場所。比如最著名的東林書院，在形成之初，顧憲誠、高攀龍等東林首領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響著國家政治。在後期還有複社、幾社等組織。
雖然現在南京政府對地方的控製力度很強，在統治範圍內還沒有出現類似東林、複社這裏有廣泛影響影響力的組織，但在時局穩定之後，類似的組織是肯定會出現，除非商毅也學後世的清廷一樣，規定三十人以上集會者，既為非法。
其實像東林也好、複社也好，本身並不可怕，而且出現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如果運用得好，還會對國家政治起到相當的監督作用，關建是怎樣加以引導和控製，一是製定一個大家都尊守的規則，二是不讓一方獨大，形成幾方勢力互相牽製。但在這方麵，明朝顯然缺乏足夠的經驗，而當時的萬曆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種最消及的對策，幹脆不理事，結果造成本是可以控製得住的局麵，卻朝著無控的方向發展，最後到了真的無法控製。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來到這個時代之前，就是一個政黨林立，各類政團、社團組織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這方麵是有足夠的經驗。設立參政院也包括這個目地，不是想議論朝政嗎？不是要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嗎？那就全部都集中到參政院來，可以在這裏盡情的表達。但想要讓政府釆納你的意見，對不起，請先說服其他議員，至少要獲得半數以上的人同意。
因此這就不是靠什麼標新立異，憤世嫉俗，或者是大講仁義道德，就能夠說服其他人，而是要拿出切切實實的理由，照顧多方麵的利益，至少也是大部份人的利益，才能夠通過自己提出的議案。而且內閣和商毅還都有權力，否決參政院通過的議案。
本來這一條是讓商毅覺得最心虛的一點，因為這就意味著現在的參議院，實際的參政意義幾乎等於零，隻要是通過的議案不合內閣，或商毅的心意，就可以立馬否決。但卻出乎商毅意料的是，誰都沒有對這一點提出質疑，相反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在這個時代來說，君主否定臣下提出的建議，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需要任合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