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妙言巧語，得心應手
1巧妙地轉移談話話題
報載：一位美國客人參觀韶山毛澤東故居之後，在附近一家個體飯店吃飯。老板娘一手正宗湘菜，使美國客人吃得十分滿意。付款之後，客人突然發問：“如果毛澤東主席還在，會允許你開店嗎?”這話甚難回答：說允許，顯然不合實際；說不允許，又有貶低否定之意；幹脆不回答，也會影響交際氣候。但見老板娘略加思索後，從容回答：“如果沒有毛主席，我早就餓死了，哪裏還能開店呢?”多麼巧妙的答話呀，多麼敏捷的轉移話題術啊!
一般情況下，人們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使用語言的內涵和外延都應是確定的，要符合邏輯的同一規律，不能任意改變概念的範圍。然而，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人們又可以利用言語本身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來“偷換概念”，使對話雙方話題中的某些概念的本質含義不盡相同，以求得特殊的交際效果。上述美國客人的問話當中，其實含著一個隱蔽的判斷：毛澤東不允許你開店，因而毛澤東應該是否定的。老板娘聽出了客人的弦外之意，便巧妙地轉移話題，用毛主席締造新中國的功績以及對自己現實生活的影響，來回答客人旨在否定毛澤東主席的問題，既不輕慢客人，又維護了毛澤東主席的曆史地位。
此類“話題轉移”的語言技巧，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外交活動中，常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次，周恩來總理設宴招待東歐一批外交使節。宴席上，客人對色、香、味俱佳的中國菜肴大為讚賞，賓主之間氣氛十分熱烈。這時，端來一道很考究的清湯，湯裏的冬筍片被雕成中國傳統的吉祥圖案“”，但這些冬筍片在湯裏一翻身，變成了法西斯的標誌“”形。外賓見了這種圖案大吃一驚：“為什麼這道菜裏有法西斯標誌?”周總理先向客人解釋：這是我們中國的“萬”字圖案，象征著“吉祥萬德，福壽綿長”，表示對客人的良好祝願。接著，總理夾起一片冬筍，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誌也沒關係嘛，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客人們聽了哈哈大笑，宴會氣氛更加友好熱烈，結果這道菜竟被吃得一幹二淨。隨機應變地轉移話題，有時也是反駁對方的一種有效方法。英國前首相威爾森的競選演說剛剛進行到一半。突然有個故意搗亂者高聲打斷他：“狗屎!垃圾!”把他的話貶得一錢也不值。威爾森麵對狂呼者的搗亂，報以微微一笑，然後平靜地說：“這位先生，我馬上就要談到您提到的髒亂問題了。”那個搗亂者被他一下子弄得啞口無言了。
前蘇聯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一次在會上朗誦了自己的新作後，收到一張條子：“您說您是一個集體主義者，可您的詩裏卻總是‘我’、‘我’……這是為什麼?”詩人宣讀完這張條子，隨即答道：“尼古拉二世卻不然，他講話總是說‘我們’、‘我們’……難道你以為他倒是一個集體主義者嗎?”會場上頓時爆發出熱烈掌聲。馬雅可夫斯基抓住對方問話的“我”，未作正麵解釋，而是轉移話題，以反問尼古拉二世的“我們”來作答，巧妙地回擊了對方。
當然，我們在運用這種“話題轉移術”時應該注意到，轉移了的話題與原話題應有一定的聯係，像韶山那位老板娘的巧妙回答，就沒有脫離毛澤東主席的言語範圍；周總理風趣的解釋，能緊緊圍繞“”形圖案；馬雅可夫斯基的反駁，畢竟是對集體主義的評價。如果缺乏這些聯係，“轉移話題”就不成其為語言藝術了。
2巧妙運用“無可奉告”
（1）關於“無可奉告”
“無可奉告”是一句外交術語。外交官在對外談話時，特別是在答記者問時，有時會用到。然而，切忌濫用。
看過《巴頓將軍》這部著名美國影片的人可能還記得，這位狂放不羈的四星上將有幾次在回答記者問題時都用了“無可奉告”這句話。巴頓這樣回答是有道理的。他做了兩件影響他聲譽和前程的事：鞭打了一名士兵和不合時宜地發表了反蘇言論。而記者又偏偏追問這兩個觸及痛處的敏感問題。在此情況下，巴頓答以“無可奉告”是恰如其分。
“無可奉告”這四個字，有一個不成文的特定含意。這就是：此事確有，我也知道，但我不願證實，也無意置評。在事關機密不能說或事情微妙不便說時，使用“無可奉告”是恰到好處的。如若明明不知而故弄玄虛，或該奉告時不奉告，胡亂地把“無可奉告”用作擋箭牌，這就是濫用了。而其後果不隻是給外界以外交官無能的印象，更嚴重的是還可能對外誤傳了錯誤的信號。
因此，外交官要善於掌握何時應“無可奉告”和何時又必須“奉告”的界線。並非凡遇敏感問題都一概答之以“無可奉告”。有時為澄清事實，駁斥對方，即使問題敏感，也須予以奉告。奉告與否，一線之隔，個中界限之掌握，全賴外交官平時磨煉修養。
（2）外交官要學會說“廢話”
廢話是同義反複，說廢話令人生厭，然而可悲的是外交官又必須學會說廢話。非所欲也，乃外交工作的特點使然也。對外交官來說，善於說廢話或許也是一種本事。外交官肩負維護本國國家利益和促進與外國友好關係的重任，談話自當字斟句酌。而在不能說或沒得說但又非說不可的困境下，外交官就隻能說起廢話來。18世紀俄國有一位傑出的外交官，名叫安德烈·伊凡諾維奇·奧斯契爾曼。此公善於把廢話說成聽起來不像是廢話。關於他，有這樣一段逸事：外國公使同奧談了兩個小時。乍聽時，似乎內容比較豐富，但一走出他的辦公室，外國公使就感到所獲得的不像在奧的辦公室那樣多了。當代的基辛格博士也“有本事把連篇‘廢話’說得天花亂墜”。他訪華時舉行記者招待會，隻見他連篇累牘，侃侃而談，其實不少都被人戲稱為“偉大的廢話”。還有一個較典型的例子。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問美國國務院女發言人奧克蘭一個比較敏感的關於柬埔寨的問題。奧答道：“對此我無可奉告。我們所聲明過的就是我們的立場，我們的立場仍然像我們所聲明過的一樣。”奧這種回答淨是廢話。說的本是廢話，但又要讓別人聽起來不像廢話，有一個辦法，便是“新瓶裝舊酒”。老話卻用新詞來說，這是外交官必須具備的本事。過去美國人瞧不起蘇聯駐聯合國的外交官，說他們呆板僵硬，是一些“不先生”。殊不知正是這些“不先生”卻十分擅長於“新瓶裝舊酒”。他們在聯合國大會上往往拋出貌新而實舊的提案和建議，僅此一端，既非西方外交官所能望其項背的。
外交官說話，有時講究說得籠統，說得一般。於別人，似乎是廢話，但於外交官本人，可能是經多年錘煉而臻於成熟的標誌。古代威尼斯使節所得到的訓令是：“使者應該用對任何事都不承擔責任的一般性詞語來表達一切”。
當然，外交官也不能盡說廢話，這是不言而喻的。
（3）關於“外交官慣於說謊”
曾經聽到過這樣一種言論：外交官慣於說謊。言者無意，聽者齒寒。這種一概而論的片麵之說很不公正。應該說，慣於說謊的外交官的確有，但這隻是外交官中的個別現象。高明的外交官注重信義，棄信義而求近利最終不符合本國國家利益。厄瓜多爾新聞部長談了這樣一個觀點：有時出於保護國家利益，對有些問題寧可閉口不言，也不要說謊。厄瓜多爾的諺語說，嘴不張開，蒼蠅是不會飛入嘴裏的。外交官一旦說了謊，就失去了信任和威信。這位部長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在所謂的西方“傳統外交”時期，外交官說謊幾乎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17世紀時英國大使亨利·沃頓就曾赤裸裸地承認，“大使是一個被派到國外為了本國利益而說謊的誠實人”。19世紀時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甚至大言不慚地說：“就我的策略而言，說真話是對自己的不忠。”外交官淪為謊言家而不以為恥可能同“馬基雅維利主義”有關。馬基雅維利是16世紀意大利政治家，他宜稱：“為保護國家安全考慮，不用顧及正義與人道、道德和宗教。”及至現代，外交官淪於說謊，不但沒有絕跡，還發展了說謊的技巧。像過去那樣毫無遮掩地說謊已不多見，現在講究的是技術上怎樣說謊。外交官若遇因涉及重大國家利益而不能直說時怎麼辦?出路不是訴諸說謊，而是或者回避不談，或者答非所問。英國外交官杜維廉在回憶錄中描述了埃及總統納塞爾的經驗之談，給人以啟迪。在杜維廉任英國駐埃及大使期間，杜曾向納暗示，納對國內顛覆活動負有責任。納答道，他沒有特務。杜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他是通過當地的持不同政見者搞顛覆活動的。當杜向納抗議埃及電台對英國進行敵意宣傳時，納答道，他不控製電台廣播的節目。杜又把此言理解為，納指示埃及電台負責人攻擊英國，但他本人未寫廣播節目單。以後杜再訪問埃及，杜對納說，在他駐開羅任大使時，納從未對他說過謊，但常答非所問。納回答說：“是的，我常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