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確(1604—1677)，初名道永，字非玄，後改名確，字乾初，海寧新倉(今海寧朝陽鄉)人。明諸生，明末清初思想家。曾受學於劉宗周。明亡後，隱居著述。晚歲病困十餘年而卒。一生對宋、明理學和佛教進行激烈批判。反對《大學》中“知止於至善”的觀點，批判朱熹“一旦豁然貫通”之說。肯定人的善惡取決於後天積習。提出“天理正從人欲中見。”抨擊佛教“度盡眾生”是“滅絕眾生”。著有《大學辨》、《葬書》、《瞽言》等。
年少以孝友著稱，長大以文學馳名。並精書法，善琴、簫。40歲時與黃宗羲、祝淵同受業於劉宗周。明亡後，劉宗周絕食死，陳確繼劉之誌，隱居鄉裏20年，足不出戶，潛心著述。晚年得風濕症，生活極為貧困，仍寫作不輟。在民族氣節上以劉宗周為榜樣，在哲學思想上卻堅持反對宋明理學和佛學，與老師大相徑庭。認為理學奉為經典的《大學》並非聖賢之書，提出了一係列針鋒相對的觀點。如批判《大學》中“知止於至善”之說，認為“道無盡，知亦無盡，“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有明日之至善”，根本沒有絕對不變的“至善”標準。肯定人性善惡取決於後天的實踐，與理學家的先天說相對立。主張“氣”、“才”、“性”三者不能分立。批判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說教，認為：“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並抨擊佛教，指出所謂“度盡眾生”，實質上是要“滅絕眾生”。著有《大學辨》、《葬書》、《瞽言》及詩文集等。其著述很少刊行，一部分借《南雷文集》才得以保存下來。1962年出版有《陳確集》。
陳乾初思想的心學定位
一乾初思想沒有脫離宋明儒學之大傳統
年輕時的乾初是位任氣的氣節之士和縱意詩酒的文士。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乾初隨祝開美（名淵，1611-1645，海寧人，蕺山高足。）渡錢塘拜蕺山為師。臨別之際師門以“千秋大業”相勉，乾初也以“千秋大業真吾事，臨別叮嚀不敢忘”自勵[6]。返家後賦《江水汩汩》二章，以拜師後的“學何以不頹”與拜師前“學何以不惑”對比，很能表現乾初拜師之後矢誌進學的大願。
癸未拜師時，蕺山首以“聖人可為”為訓（參《秋遊記》）。乾初《聖人可學而至論》一文顯然是受師門之訓後，因有所感發興會而作者。文中有曰：
聖人非人耶？亦人也。使聖而非人也則可，聖亦人也，則人亦盡聖也，何為不可至哉！雖聖乎，於人之性曾無毫末之加焉；則人之未至於聖者，猶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謂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謂之器也。然則以非人為人則安之，以是人為人則疑之，是何異齊人而疑其不能齊語乎？
又有曰：
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與貴若矣。然而賈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貴。彼製於天者而猶若是，而況製於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富貴之謂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聖學之謂也。夫求富貴而不得，猶不失為貧賤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為聖人，直為非人而已，而人顧莫之學。學之可必至，而猶弗之學也，是必下愚而已矣。（《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冊，頁151-2。）
此文不僅表現了乾初必為聖賢的堅定意誌，而且其“完人”之說也正與其師“證人”之說一脈相承，與孟子踐形盡性之旨也無二致。此後乾初之生命曆程便發生轉折，走向了“聖學”之途。其後半生所致力者，端不外此。《海寧縣理學傳》中說：乾初“遊蕺山先生之門，奉慎獨之教，用功於見善必遷、知過必改，求無歉於所獨知，兼動靜，合人己，無往而非獨，無往而非慎；已而踐履卓然，矯立風塵之表。”（轉引自《陳確集》卷首）對乾初後半生作如此概括是很恰當的。
從以下言論看，乾初一生於“聖學”是深有所得的：
勤讀書，勤作家，二者雖有雅俗之不同，要皆是好事。惟能學道，則作家者不患其俗，而讀書者不病其浮。且吾未聞真能學道者而反致敗家廢讀書者也。
向未嚐讀書，從新要讀書，向未嚐作家，從新要作家，非得十數年工夫，皆茫無就緒。惟學道者則不然。向未嚐學道，今日始學道，則今日便是聖賢路上人。果能一日立誌，奮修於孝弟忠信，事事無愧，則雖目不識丁，家無擔石，欲不謂之賢者而不可得矣。蓋勤讀書者，無過博雅，勤作家者，無過富厚，然並須窮年皓首之勞。而勤學道者之所成就，則直可為賢為聖，夫且求則得之，不需時日。然而人常為彼不為此，舍其所急者而圖其所緩者，棄其所易者而求其所難者，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