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2.17—1962.2.24），漢族，安徽績溪人。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胡適5歲啟蒙，在績溪老家上莊受過9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礎。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複思想的較大影響。
在胡適的早期成長歲月中，父親這一角色，在實體上，是缺失的，但也不能說胡適的父親對他性格以及精神的養成沒有一絲影響，影響是有的。從胡適出生，到胡適的父親去世，胡適和父親在一起生活的時日長不過一年的時間，在胡適的記憶中，關於父親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以後能憶起的不過是在短暫的相聚中，父親教他識字的情形，以及父親的死訊傳回家鄉時，家裏的淒慘情狀。在《四十自述》中，胡適這樣回憶他的父親：“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鍾愛，不滿三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作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紀念。”這樣的天倫之樂雖然極為短暫，但留給胡適和其母親的回憶卻是終生的。
1904年，他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並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後任該報編輯。
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庚款官費留學生隻取前二百名，考試兩場，文章和雜科（政史地物理化生等），頭一場文章胡適揚揚灑灑一篇得了一百分，第二科超低12分，如此可見他的文章造化！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並一生服膺。
1917年（26歲）夏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所寫的《嚐試集》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且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逾兩年；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台。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時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
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
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職務
抗日戰爭勝利後，於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寄居美國，致力於《水經注》的考證等工作，後來去往台灣。
1954年，任台灣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7年，出任台灣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
1962年，台灣“中央研究院”開會時心髒病猝發，病逝於台北南港。
少年時代
1905年，14歲的胡適來到上海梅溪學堂求學。他不懂上海話，所以初來乍到的他就被編到了最低的一班。有一天，國文老師在講解“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這句古文時，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等到老師講完後，胡適輕輕地走到老師的講桌前，低聲對他說：“老師，這個‘傳曰’是《易經》裏的《係辭傳》，不是《左傳》。”老師十分驚訝，把老花鏡向上推了推，說：“對呀，我剛才是信口說錯了。”他把胡適拉到身邊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這位一身鄉下打扮的學生，心裏不由得暗暗驚歎。他又仔細詢問了胡適讀過哪些書，背了多少東西，會不會對對子，會不會寫文章，胡適當即寫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後，老師更是驚呆了。一篇文章洋洋灑灑，滿紙文辭錦繡。於是，第二天就被升到優生班去了。
後來，胡適又轉入澄衷學堂求學。在上海求學期間，他逐漸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複思想的較大影響。在課餘時間寫出很多白話文章陸續發表於《竟業旬報》，不久被該報聘為編輯。15歲這年，他就發表了自己編寫的白話小說《真如島》。之後考入中國公學，兩年後又轉入中國新公學，並兼任英文教師。
留美機會
1910年，胡適赴京參加“庚款”留學考試。試題中有一道“對對子”題目，上聯是“孫行者”，這一題可難壞了許多考生，一個個抓耳撓腮答不出，胡適卻輕鬆應對，高高興興地走出了考場。批卷的時候老師看到他答的對子是“胡適之”，不禁拍案驚豔。這次考試，雖然他的理科成績很差，但他的語文成績卻是第一名，所以順利過關，成為了一名官費留美生。
與韋蓮司
“此時君與我，何處更容他？”
胡適1910年9月份，即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到美國留學後，遵從母親“男女交際尤須留心”的叮囑，有四年的時光不與女同學交往。可是在1914年6月的一次偶然機緣，他卻認識了青年畫家韋蓮司小姐，並且成為與他交往48年的紅顏知己。
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胡適與康奈爾大學教授亨利·韋蓮司毗鄰而居。或許是出於同校師生又毗鄰而居的關係，胡適經常得到韋蓮司夫人的關照，因此胡適與教授家的過從較多。1914年6月18日胡適應邀參加一個婚禮派對時，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兒，從紐約歸家探望父母的韋蓮司。韋蓮司比胡適大六歲，是家裏最小的女兒。他們一見如故，彼此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個新女性的理想典範。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胡適在他的日記如此說道。在他們後來的“獨處”時，“幾近狂狷”的韋蓮司，的確對胡適有過情不可遏，動手動腳，欲行不軌的舉動。這可嚇壞了胡適，連忙將他已訂婚的消息告訴給韋蓮司。事後韋蓮司給胡適寫信時還埋怨他不夠開通，不懂風情。哪裏是胡適不懂風情，他是真心愛著韋蓮司的，他們之所以未能如願，其因由一是母親的叮囑限製了他的勇氣；二是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
此後，身處異地的胡適與韋蓮司，就借助於通信來互傳情誼。從他們相識到1917年胡適回國前，他們通信不下百餘封。起初，胡適寫給韋蓮司的信，多是表達他對韋蓮司的敬慕和感謝她的幫助；到1917年行將分別時，他才鼓起勇氣，給韋蓮司寫信，述說了他曾“企盼他們能舉行婚禮”的願望和不得不遵從母命的難處。胡適結婚後，他與韋蓮司有幾年沒有聯係。直到1923年韋蓮司失戀以後，心情沮喪，才想起給她留有美好印象的異國藍顏知己胡適，於是就給胡適寫了封信，述說了他們別後的情況。胡適當即給她寫了回信，表示希望舊情複燃，有機會重溫“年輕的日子”。此後的幾十年，胡適重任在身，無力分身嗬護韋蓮司。他們像柏拉圖的精神戀愛那樣，將魚雁的往還作為延續感情聯係的紐帶。1958年夏天，韋蓮司為祝賀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特意定做了一套銀質餐具作為贈禮。後來，他們垂垂老矣，但是每年都寫信問候，相互慰藉。直到1962年胡適逝世後，韋蓮司也沒有嫁人，一直獨守著她與胡適的那段感情。
與曹誠英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麵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婚禮上。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被請來為江冬秀做伴娘的。
曹誠英，乳名行娟，又名曹佩聲，1902年生於安徽績溪。她同父異母的姐姐是胡適異母三哥的妻子。她父親生前將她與鄰村的富戶指腹為婚，17歲時嫁給這家富戶的公子胡冠英。婚後，曹誠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但因曹誠英結婚後三年仍無身孕，胡冠英在母親的安排下納一小妾。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禮的曹誠英憤而提出離婚。
胡適對這位比自己小11歲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誠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輕學者胡適。此後，他們開始通信，曹誠英給胡適寫信，請求胡適指導她寫詩和修改詩作。1921年在杭州女師讀書的安徽籍學生擬編輯《安徽旅杭學會報》，曹誠英自報奮勇，請著名教授胡適為她們編輯的寫發刊詞。胡適很爽快地答應了她的要求。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研究新學製課程起草委員會的會議。休會期間胡適到杭州遊玩，順便看望已經離婚的小表妹曹誠英。在會議結束後，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房住下。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三個月後，胡適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離婚。江冬秀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胡適便隻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離婚之事。曹誠英也隻好將她與胡適的愛情結晶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