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著名科技名家2(2)
反對圖讖的鬥爭
張衡還參加了當時尖銳的思想鬥爭，這主要是反“圖讖”的鬥爭。
“讖”是一種謎語式的預言，原來是巫師和方士弄出來的勾當。後來有些讀書人就利用陰陽五行的傳說，編造了許多寓言性的讖語，並且附會這些是周公、孔子或其他古聖先賢的話。西漢統治集團就利用它來欺騙人民，鞏固他們的地位。譬如西漢皇族就曾用這種鬼話說他們是受命於天來統治世間的，王莽也曾用這來證明他是命該做皇帝的。東漢第一個皇帝劉秀也是如此。這些編造和解釋圖讖的無恥政客官僚，為了求得富貴，甚至把統治集團的荒淫無恥、殘害人民的行為，說成有根有據，來麻醉人民的反抗情緒。因此，當時的所謂“圖讖之學”不僅是迷信的東西，更重要的它是統治集團壓迫和剝削人民的理論依據。公元123年(漢安帝延光二年)，有人主張利用“圖讖之學”來修改曆法，因而發生了一次大爭辯。在爭辯中，張衡曾經說過：“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意思就是說：曆法隻能按照自然界的本來情況來編訂，而不能任憑主觀的推測加以歪曲或增減。這是張衡的唯物論思想。反對派被駁倒以後，曆法才沒有被牽強附會地加以修改。
張衡也反對用“圖讖之學”作為太學考試的內容。他用考究曆史事實的方法，來證明圖讖絕非“聖人”所作，既無效驗，也不足憑信。公元133年他給皇帝上了一個奏章，主張用行政命令來禁絕圖讖。他說：“西漢初年沒有圖讖，圖讖是到西漢後期才有的，怎樣能夠說是‘聖人’所作的呢?”他又說：“有些人愛談論圖讖，正好像不會繪畫的人不願意畫狗和馬，而隻愛畫鬼；因為鬼沒有人看見過，可以由他亂畫，誰也指不出他的錯處，而狗和馬是大家常見的，畫得不像是不行的。”
不過，張衡反對圖讖和東漢另一個偉大思想家王充(他著有《論衡》一書)是不同的。王充從唯物論和無神論的觀點出發，從根本上否定這一套鬼話，而張衡則沒有那樣徹底，甚至對陰陽五行的說法，還采取了保留的態度。他雖然反對圖讖，但還是為儒家學說辯護，他怕孔子等“聖人”被妖化了。這是張衡思想上的局限性的表現。
政治上的張衡
張衡在政治上是熱切地希望東漢朝廷能夠整頓吏治，簡選人才，加強禮製，主張減輕一些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他雖然不同於一般官僚士大夫，但根本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公元133年(漢順帝陽嘉二年)，張衡第二次被調離太史令這個職位，改作侍中。侍中是在皇帝身邊的官，隨時有向皇帝說話的機會，張衡原來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勸皇帝整頓一下政治，但因為受到宦官們的排擠和誹謗，非但沒有收到實際效果，反而被排擠出了朝廷。
據史書的記載，有一天，漢順帝問張衡最可恨的是什麼人，張衡還沒有答複，站在旁邊的宦官，知道張衡憤恨他們的胡作非為，害怕張衡向皇帝說起他們的罪惡，就瞪著眼睛來盯著張衡，以至於張衡不敢說出他心裏要說的話來。雖然如此，宦官們認為張衡在皇帝身邊，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危險，紛紛向皇帝說張衡的壞話。以至於使張衡無時不受到沉重的壓力，並且在政治上毫無建樹。
張衡總共當了三年侍中，因為在政治上不能有一點施展，仍舊以閑暇的時間從事於學術研究——尤其是曆史研究。上麵提到過他要求去編纂《漢紀》，和提出《史記》和《漢書》的修改意見，便是他當了侍中第二年的事。這一年他還作了《思玄賦》，在這篇文章裏，張衡一方麵悲歎人民的疾苦，也表達了自己要和惡勢力作不妥協鬥爭的決心，同時也說到了自己準備以後從事文獻的整理、專心於著作的願望。這說明了當時張衡的矛盾的心理狀態。
公元136年(漢順帝永和元年)，張衡因被排擠而調任為河間相——河間太守。河間在現在河北省東南部，是東漢朝廷封王的采邑，河間王劉政是個很驕奢橫暴的人。張衡初到河間的時候，的確對地方政事多少作了一些整頓，也打擊了一批豪強，清理了一些冤獄，因而受到當地人民的稱頌。但是，政治的黑暗和貴族豪強的蠻橫殘暴，是封建社會的必有現象，張衡哪裏會有一個比較徹底的辦法?同時，張衡又清楚地看出了當時東漢帝國統治階級的腐敗以及邊境不時發生戰事的事實。作為封建士大夫的張衡悲憤萬狀，因而作了《四愁詩》，詩裏充滿了憂國傷時的苦悶情緒，也表達了他的理想和願望。但他的苦悶的情緒是無補於實際的，他的美好的願望不用說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願望不能實現，苦悶愈積愈深。公元138年，張衡已經六十一歲了。他上書給皇帝要求免去官職，回故鄉去。他在這時候寫的《歸田賦》裏，充分表露了“獨善其身”的消極的逃避現實思想，也表示了對當時政治的不滿。
張衡歸田的願望沒有得到實現，就在這一年，他又被調回京師擔任尚書的職務。尚書是朝廷裏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頭等大官，這時候他接觸到的實際政治問題更多了。他愈明白當時政治腐敗的實際情況，他愈是悲觀失望。第二年，祖國曆史上這位傑出的科學家便在悲觀失望中與世長辭了。
結語
張衡生活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到今天還受到祖國廣大人民的敬仰，這是由於他在科學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在科學上所以能夠獲得那樣大的成就，這是因為他刻苦鑽研、注重實踐，善於接受前人遺產而又不為傳統所束縛，既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又有敢想敢做的首創精神。他在天文曆算和機械學上的巨大成就，他對地動儀和渾天儀的創造，都在世界科學史上放著不朽的光芒。
劉洪
劉洪（約129～210），字元卓。泰山蒙陰(今山東蒙陰)人。天文學家。
劉洪是漢光武帝劉秀的侄子魯王劉興的後代，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時期曾任校尉之職，對天文曆法有特殊的興趣。約公元160年，由於他對天文曆法的素養漸為世人所知，遂被調到執掌天時、星曆的機構任職，為太史部郎中。在此後的10餘年中，他積極從事天文觀測與研究工作，這對劉洪後來在天文曆法方麵的造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就在這期間，他與蔡邕等人一起測定了二十四節氣時太陽所在恒星間的位置、太陽距天球赤極的度距、午中太陽的影長、晝夜時間的長度以及昏旦時南中天所值的二十八宿度值等5種不同的天文數據。這些觀測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東漢四分曆中，依據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內插法分別計算任一時日的上述5種天文量。從此，這些天文數據表格及其計算成為中國古代曆法的傳統內容之一。劉洪參與了開創這一新領域的重要工作，這也是他步入天文曆法界的最初貢獻。
約公元174年，劉洪被調離洛陽，出任常山國(今河北元氏)長史，協助王國相處理政務。同年，他獻上經多年研究的心得之作《七曜術》，該術引起了朝廷的重視，漢靈帝特下詔委派太史部官員對該術作實際校驗。依據校驗的結果，劉洪對《七曜術》進行了修訂，又撰成了《八元術》。該二術的具體內容已無法查考，但從術名知，它們應是研究日、月、五星運動的專著，是劉洪關於曆法的早期著作。這一年，劉洪曾依此預報公元179年的一次月食，可是並不成功，這說明它們還存在不少缺欠。
公元175～177年，劉洪因其父去世，辭官在家守孝3年。大約就在這期間，劉洪完成了他的《九章算術》，它應是對同名經典數學名著進行注釋並融入研究心得的數學著作。因此劉洪又以通曉算術而知名。也許正由於這個緣故，在劉洪守孝期滿後，即被任命為主管財政事務的上計掾。
公元178年，劉洪又為郎中。由於他在天文曆算上的很高造詣，經蔡邕的推舉，到東觀和蔡邕一同編撰東漢律曆誌，蔡邕善著文、通音律，劉洪精通曆理又密於用算，二人優勢互補，密切合作，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據劉洪的學生徐嶽說，這一年，劉洪還提出過改革當時正行用的東漢四分曆的設想，為此，劉洪“先上驗日食：日食在晏，加時在辰，食從下上，三分侵二。事禦之後如(劉)洪言”(《晉書·律曆誌中》)。雖然劉洪的改曆之議未獲實現，但他卻因此名聲大振，成為當時頗孚眾望的天文學家。
公元179年，劉洪已年屆50，又由於他曾被舉為孝廉，且儀容莊重，處事嚴謹，善於交際，遂被任命為謁者。不久，他又遷任穀城門侯，穀城門是當時洛陽的12座城門之一，位於正北方，劉洪為該城門的主管人。這一年他主持評議王漢提出的交食周期的工作。公元180年，劉洪又參與評議馮恂和宗誠關於月食預報和交食周期的論爭，劉洪以其淵博的學識和精到的見解，公正地加以評判。
約公元184年，劉洪又一次被調離洛陽，出任會稽郡(今浙江紹興)東部都尉，是為郡太守的副手。在此任內，劉洪初步完成並向朝廷獻上了他的乾象曆，時間約在公元187年至188年間。由於初成的乾象曆對於月亮運動的描述，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和可靠性，當即被采納，取代了東漢四分曆的月行術。
約公元189年，漢靈帝特召劉洪返回洛陽，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初成的乾象曆得到朝廷的重視，征劉洪商議曆法改革事宜。但由於當年四月漢靈帝駕崩，接著又有董卓等人為亂，時局驟變，朝廷無暇顧及改革曆法，而這時劉洪正在返京的途中，於是朝廷改變初衷，改任劉洪為山陽郡(今山東金鄉)太守。在此後大約10多年的時間裏，他一方麵努力料理繁重的政務，一方麵繼續為改良和完善他的乾象曆而勤奮工作，而且注意培養學生，努力使他對天文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為人們所了解，力圖使之後繼有人。當時的著名學者鄭玄，以及徐嶽、楊偉、韓翊等人都曾先後得到劉洪的指點，他們後來為普及或發展乾象曆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劉洪在任山陽太守以後，還曾遷任曲城(今山東掖縣)侯相，地位與郡太守相當。劉洪在為相期間，賞罰分明，重教化，移風易俗，吏民畏而愛之，成為遠近聞名的頗有威望和政績的行政官員。
公元206年，劉洪最後審定了他的乾象曆，這是他在初成乾象曆以後，又經過10餘年的研究、檢驗、充實和提高而成的曆法傑作。可惜，劉洪大約在公元210年去世，在生前他沒有看到他為之付出數十年心力的乾象曆被正式頒用。但他的心血沒有白費，經徐嶽的學生闞澤等人的努力，乾象曆在公元232—280年正式在東吳行用。更重要的是，乾象曆以它的眾多創造，使傳統曆法麵貌一新，對後世曆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曆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劉洪也以取得劃時代成就的天文學家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