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著名科學名家1
第一節先秦科學家
魯班
魯班（前507～？），姓公輸，名般，又稱公輸子、公輸盤、班輸、魯般。魯國人。機械學、土木工程家。
魯班按理應稱公輸般，因他是魯國人，且“般”與“班”同音，故後世稱他為魯班。公輸家族世代是工匠，魯班從小受到熏陶。春秋和戰國之交，社會變動使工匠獲得某些自由和施展才能的機會。在此情況下，魯班在機械、土木、手工工藝等方麵有所發明。大約在公元前450年以後，他從魯國來到楚國，幫助楚國製造兵器。他曾創製雲梯，準備攻宋國，但被墨子製止。墨子主張製造實用的生產工具，反對為戰爭製造武器。魯班接受了這種思想。
魯班的發明創造有多種，散見於戰國以後的書籍中，主要有：
機封《禮記·檀弓》記他設計出“機封”，用機械的方法下葬季康子之母，其技巧令人信服。但當時盛行厚葬，這種方法未被采納。
農業機具先進農機具的發明和采用是中國古代農業發達的重要條件之一。《世本》說魯班製作了石磑，《物原·器原》又說他製作了礱、磨、碾子，這些糧食加工機械在當時是很先進的。另外，《古史考》記魯班製作了鏟。
木工工具古代的許多器具是木製的，因此，精巧的工具對木匠來說十分重要。《物原·器原》說魯班製作了刨、鑽、隱木括(矯正木材彎曲的工具)。《魯班經》還把木工所用的曲尺稱為“魯班尺”，說明古代工匠認為曲尺是魯班發明的，但這隻是傳說，曲尺在魯班之前已是常用木工工具。
鎖鑰在周穆王時已有簡單的鎖鑰，形狀如魚。魯班改進的鎖鑰，形如蠡狀，內設機關，憑鑰匙才能打開，能代替人的看守。
兵器鉤和梯是春秋末期常用的兵器。《墨子·魯問》記魯班將鉤改製成舟戰用的“鉤強”，楚國軍隊用此器與越國軍隊進行水戰，越船後退就鉤住它，越船進攻就推拒它。《墨子·公輸》則記他將梯改製成可以淩空而立的雲梯，用以攻城。
仿生機械《墨子·魯問》又記魯班削木竹製成鵲，可以飛三天。另據《鴻書》記載，他還曾製木鳶以窺宋城。《論衡·自紀·儒增》記述了一種傳言，說他製作出備有機關的木車馬和木人禦者，可載其母。
雕刻《述異記》記魯班曾在石頭上刻製出“九州圖”，這大概是最早的石刻地圖。此外，古時還傳說魯班刻製過精巧絕倫的石頭鳳凰。
土木建築《事物紀原》和《物原·室原》都說魯班創製鋪首，即安裝門環的底座。古時民間還傳說他主持造橋；他的妻子雲氏為了使工匠不受日曬雨淋而發明了傘。
當然，有些傳說可能與史實有出入，但卻歌頌了中國古代工匠的聰明才智。魯班被視為技藝高超的工匠的化身，更被土木工匠尊為祖師。
墨子
墨子，名翟。魯國(今山東西南部，都城曲阜)人。生卒年不詳，活動於春秋末、戰國初(約前490~約前405)，物理學家、數學家、機械製造工程師、哲學家。
公元前5世紀初，墨子可能是出生在一個以木工為謀生手段的手工業者家庭。當時的社會是一個“處工就官府”的社會，即工匠處於官府的嚴格控製之下，隸屬和服務於官府，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而當時的工匠是世襲的，因此墨子從小就承襲了木工製作技術，並由於他的聰明巧思，使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師和傑出的機械製造家，為他後來的社會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墨子的生長地山東，是當時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墨子從小就在齊魯文化的熏陶下，養成了勤奮好學的習慣。他對於求取知識非常重視，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具有認識能力，能夠獲取知識。他在《墨子》“經上篇”(下凡引用《墨子》一書時，僅注篇名)中說，“生，刑(形)與知處也”，“知，材也”。也就是說，人的生命力在於形體與知識的統一，求取知識是人的本能。離開了知識的單純形體。在墨子看來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不過是行屍走肉而已。他一生也正是以此自勵，始終孜孜不倦追求知識。他曾致力於詩、書和百國春秋的學習，對已有的知識博采廣收。這使他擁有廣博的學識，並把他造就成一代學術大師。對於知識的追求，即使在他成名之後也從未中斷過。據“貴義篇”記載，有一次他南遊到衛國(今河南濮陽一帶)去，所乘的車中載了許多書籍，他的弟子弦唐子見了感到很奇怪，問載這麼多書作什麼用，墨子回答說：“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由此可見墨子勤奮好學之一斑。
墨子的為學之道並不僅僅是表現在對已有知識的學習和繼承方麵，而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富於批判和創新的精神方麵。他努力地汲取前人的知識，又不被前人的思想所桎梏。他能在繼承前人知識的基礎上，結合自己親身的社會實踐，提出自己的見解，創立自己的學說，建立自己的學派。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連他的論敵莊子也稱讚他，在《莊子·天下篇》中說他“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墨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動蕩和變革的時代。當時，舊的社會秩序已日漸瓦解，而新的社會秩序還沒有形成。這時期，一部分手工業者掙脫了“工商食官”的隸屬地位，又還沒有受到新的專製製度的束縛，形成為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試圖躋身於“士”的行列，力爭參與政治，改變自身低下的社會地位，因而成為社會上一股活動的政治勢力。墨子就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並成為這股社會力量的政治代表和領袖。
墨子本身就是一個工匠，生活在社會的下層，因此他了解人民大眾的疾苦和要求。他從親身的經曆中，深切地體驗到統治者的奢靡浪費、以強淩弱以及兼並戰爭帶給人民大眾的苦難。他立誌要改變這種不平的社會狀態，盼望建立一個政治賢明，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的“尚同”社會。為此，他把自己創立的墨家學派不但建設成為一個宣揚自己學說的學術派別，而且建設成為一個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奮鬥的政治組織。
墨子一生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廣收弟子，積極宣揚自己的學說；二是不遺餘力地反對兼並戰爭。
春秋戰國之際，私人講學的風氣非常盛行。孔子興學在前，墨子講學在後。他以“遍從人而說之”為宗旨，隨時隨地無條件設教，以宣揚自己的學說和主張。
墨子對於教學，首重德行，其次為言談，再次為道術。他特別重視義，並以義為道德和行為的標準。他認為，“萬事莫貴於義”，“義，天下之良寶也”。因此，他教學時堅持“有道相教”，“隱匿良道，不以相教”的原則，即首先要學生學義守義，在此基礎上再學習其他的知識。
在教學方法上，墨子很重視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他認為社會是有分工的，各人的資質也有不同，每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教學也一樣，應該根據社會的需要和各人的特長，而分別進行，使學生發展個性，各有專長，並在此基礎上分工合作，共同謀求天下之大利。他說，這好比築牆一樣，能築的築，能運土的運土，能掀土的掀土，這樣才能把牆築成。為義謀利也是這樣，能運用哲學的運用哲學，能運用文字的運用文字，能運用科學技術的運用科學技術，各人都“量其力所至而從事”，如此方能達到天下之大義。
墨子在教學中特別注意教導學生要學用結合。他反對孔子“君子述而不作”的主張，堅持傳述與創作並重。他認為，如果大家都述而不作，就不能有所創造，人類社會也就不會有文明進步。他指出，如果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君子隻述，小人方作的主張來看問題，那麼古時發明弓、甲、車、船的人就都成了小人，而現在根據這些發明製作弓、甲、車、船的人反而都是君子。凡有所述，必是有人作出的，則其所述，豈不都是小人之道。可見孔儒的主張是荒謬的。因此，他極力主張和提倡“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要求學生述作並重，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反對那種隻說不做，隻講空話的學風和作風，指出“口言而身不行”，即為“蕩口”。
由於墨子的主張代表了下層百姓的利益，其教學思想和方法也深受學生的歡迎，因此從其學者很多，墨家也因此成為當時與儒家並稱的顯學。正如《呂氏春秋·當染篇》所說：“此二士(指孔子和墨子)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也正因為墨子教學的成功，使其弟子都成了他的政治主張的忠實信徒和執行者，墨家也因此成為一個紀律嚴明的團體。
墨子的政治主張是興利除害，建立一個平等、安定、人人安居樂業的“尚同”社會。在《墨子》一書中，他一再強調要“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並以此作為他自己及其弟子立身處世的準則。他認為儒家所主張的禮樂煩瑣擾民，厚葬傷財貧民，三年守喪傷生害事，都是有害而無利的，為此他提出了非樂、薄葬、短喪的主張。對於諸侯間的攻伐和兼並戰爭，以及所造成的生產荒廢、生靈塗炭的慘況，他更是深惡痛絕，視之為天下大害，為此他提出了非攻、兼愛的主張。他還反對宿命論，提出“官無常官，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同上”)的主張。他期望通過興利除害，任賢使能，兼愛互利，實現國安民富，平等友愛的大同理想。他終身為此目標而頑強奮鬥，甚至甘冒危險，不惜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