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1921年生，浙江慈溪人。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現代派文學研究的開山奠基人。他也是一位現代派詩人、翻譯家。在文學理論研究、詩歌創作和翻譯等多個領域，他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主要論著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論新詩現代化》、《現代派論·英美詩論》；詩文集有《半個世紀的腳印——袁可嘉詩文選》、《南京》；譯著有《彭斯詩鈔》、《葉芝抒情詩精選》、《米列詩選》、《英國憲章派詩選》等；主編了《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現代主義文學研究》、《歐美現代十大流派詩選》等高質量的現代派文學書籍。在各大報刊上發表文章更是多達150多篇。
袁可嘉出身於一個以經商為主的人家。120多年前曾祖名世公從紹興湯灣遷來慈溪，祖父賢慶公和父親袁功勳思想開明，善於經營，家境殷實。母親施小妹是舊式家庭婦女，為人善良，—生撫育九個子女，極其辛勞。在兄弟姐妹九人中，袁可嘉排行第五。長兄袁可尚就讀於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愛好文史和寫作，對袁可嘉影響很大，成了他的啟蒙老師和讀書求學的支持者。他收藏的一些書，如《二十四史》、《西遊記》、《唐詩三百首》、《呐喊》、譯本《愛的教育》和報刊《大公報》、《中學生》等都是孩提時的袁可嘉極愛看的。這些書籍讓小小年紀的袁可嘉萌發了對文學的興趣。
袁可嘉的家庭環境不但利於他成長，他所居住的慈溪市仲壽鄉大袁家村的自然環境也孕育了他的性情。這地方離錢塘江不過十裏，每逢七八月潮來時，狂風大作，暴雨傾盆，洶湧的潮水衝進屋裏，可潮一退，魚蝦滿地，美不勝收。大海給了袁可嘉博大、深沉、自由、多變的性情。他自己也說：“海給我的印象主要是正麵的、積極的，在我早期詩作是出現頻率頗高的意象。它也增強了我性格中喜愛幻想和遠行的成分。”袁可嘉：《我與現代派》，載《詩探索》，2001年第3-4輯，第187頁。童年時候的袁可嘉就這樣在書和海的陪伴下，度過了他美好的童年。
1935年，袁可嘉進入浙江寧波中學初中部學習。1937年夏，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這時的袁可嘉已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中。戰爭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使得他無法正常上學。他回到老家，在慶德小學教書一年。不久，與家鄉隔江相望的商埠乍浦淪陷，日軍隨時可能入侵。這時他麵臨一個重大的抉擇：留下來還是走出去？反複思考之後，他不顧母親的反對，儼然投筆從戎，走向抗日前線，並考入戰時工作幹部第四訓練團民訓大隊。作為一名學員，他先到江西吉安受訓半年，後被派往駐紮在湖南攸縣的國軍103師政治部見習。在那裏，袁可嘉有生第一次看到唯物論和《大眾哲學》這類進步讀物。半年後，部隊後撤至四川秀山。一個多月的長途行軍中，他親身體驗到軍旅生活的艱苦，國家的危難，政局的腐敗。在秀山呆了半年，國軍內部的貪汙腐化、魚肉百姓的現狀讓袁可嘉認識到此地不可久留。他以求學為由，請求離職。1939年夏袁可嘉進入從南京遷來的青年會中學，讀了三個學期的高中課程。1940年轉入南渝中學（即重慶南開中學）繼續學習。南渝中學是一所著名的現代化中學，在英語方麵他有幸得到了柳無忌教授夫人的指點。他積極閱讀各種課外書籍，如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藝心理學》、《中學生》雜誌以及許多抗戰詩歌。在這期間，他的愛好逐漸向詩歌和文論靠近。
1941年，袁可嘉以同等學力資格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大外語係。這是他人生中關鍵的一步。在這裏，他明確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那就是立誌做一名作家兼學者。在這裏，他確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現代派。說到這，我們不得不談一下聯大名師們的影響力。聯大中外文係有一批著名的詩人、作家、教授，如沈從文、朱自清、馮至、汴之琳等，他們對袁可嘉的影響很大，尤其是馮至和汴之琳。大一時還沉浸在拜倫、雪萊、濟慈等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作品中的袁可嘉，當他讀到卞之琳的《十年詩草》和馮至的《十四行集》時，大受震動，他驚喜地發現詩還可以有另外的作法。當他進一步讀到美國意象派詩和艾略特、葉芝、奧登等人的作品時，感覺這些詩比浪漫派詩歌更深沉含蓄，更有現代味。就這樣，他的興趣逐漸從浪漫主義轉向現代主義。
1946年10月，經袁家驊老師的推薦，袁可嘉被北京大學西語係聘為助教，擔任大一英語課的教學工作。那時工作比較清閑，袁可嘉就投入大量的時間進行寫作和研究。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他發表了新詩二十餘首和一係列關於新詩的評論文章。1988年由三聯書店印行的《論新詩現代化》就是這個時期發表的二十六篇文章的結集。1950年夏，袁可嘉調離北大，來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毛澤東選集》英譯室任譯校員，參加部分文章的翻譯、修改和校訂工作。工作中他有幸得到錢鍾書先生的指導，對翻譯中遇到的問題也作了深入的思考，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根據當時的工作經驗寫了四篇談論中譯英問題的文章，發表在《翻譯通報》上。如在《論譯注和加注的原則》一文中，就是否加注和如何加注這樣比較細小的翻譯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並提出切實可行的六條原則。同時，他還譯出楊朔的《三千裏江山》，經錢鍾書修改，發表在英文版《中國文學》上。此稿後經外文出版社的英國專家們修改潤飾，於1957年以單行本出版。他謙虛地說這書是集體譯品。從這些事上我們可以看出，袁可嘉不但在治學上努力好學，敏捷好思，而且為人謙恭。
1953年底，毛選譯校工作結束。1954年，袁可嘉調入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譯，主要是為英文版《中國文學》翻譯現代詩和短篇小說。同時，還譯出陳其通的劇本《萬水千山》，於1957年出版。這一時期，他開始翻譯彭斯的詩作，並在1959年結集出版，名曰《彭斯詩鈔》。之後的歲月裏，他對這位大詩人進行了一係列的研究，成了中國彭斯研究專家。翻譯工作幹了三年，袁可嘉覺得這個工作不適合自己的誌趣。1957年，他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組擔任助理研究員，正式開始了他對英美文學的研究和翻譯工作，直到現在。這裏需要特別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袁可嘉的現代主義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有十多年幾乎中斷研究。1979年解放思想後，袁可嘉迎來了的學術生涯的又一春，文學研究、翻譯、寫作、教學等多項工作齊頭並進；到國外講學、參加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他以飽滿的熱情活躍在學術界。他自己在自傳中也說：“回想起來，1979—1991年的十二年間是我一生中思想最活躍，產品最多，社會活動最頻繁的年代。”袁可嘉：《半個世紀的腳印》，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頁。的確，壓抑多年的思想一旦可以自由表達，就如決堤之水，奔騰跳躍，一瀉千裏。
我們不禁要問，袁可嘉的這些學習生活經曆跟他的研究方向有聯係嗎？袁可嘉對此十分肯定，說：“這些較遠背景的描述，對我性格形成和從文誌趣，特別與我在40年代醞釀、80年代提出的‘中國式現代主義’的內涵和風貌具有內在聯係。”袁可嘉：《我與現代派》，載《詩探索》，2001年第3-4輯，第190頁。這就是文學研究中常提到的一個作者與時代思潮、生平遭遇、學校教育、個人情誌、人生閱曆等的聯係了。我們知道，經過艱難抗戰的袁可嘉深深體會到國家的岌岌可危和人民的深重苦難，抗戰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和保家衛國的意誌，聯大五年流亡式的學習更增強了他的民族意識和對國情的思考，這一切成為他研究現代主義的思想基礎，那就是他不想跟在歐美國家後麵研究現代主義，而是要建立“中國式的現代主義”。
我們可能很難理解“中國式的現代主義”。我們習慣於把現代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聯係起來，似乎現代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是沾不上邊，或者說放不到一塊的。那麼，袁可嘉是怎樣進行中國式的現代主義研究？通覽袁可嘉的論著，他首先對西方現代派文學進行了長期深入的研究，力求把握現代派的精髓，再根據中國的國情，提出可供中國文學借鑒的地方，構建“中國式的”現代主義。
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係統研究
1全麵分析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產生的背景
從時代背景來看，袁可嘉認為西方現代派文學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特定時期產生，並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流行的一個國際文學思潮。他把現代派文學界定在1890—1950時期。在這個時期裏，西方社會進行著城市化、工業化、機械化的現代化建設，這個過程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人們感到孤獨和無所依靠，個人與社會疏離，對世界充滿陌生感。“工業化、城市化的結果帶來機械文明的統治和技術官僚體製，使人的生存環境逐步失去農業社會中的個性和人性、變得抽象化和機械化起來，導致了一個一般稱之為‘非人化’的過程，這反映在文學藝術上，就出現了以‘非人化’為特征的現代主義文藝”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在這種危機中，文藝家與讀者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離了。另外，商品化既危及嚴肅作家的生計穩定，也違反他們的美學追求，作家與讀者之間逐漸對立起來。19世紀後期的唯美主義文學已提出“象牙塔”純文學的說法，試圖擺脫文學對社會和讀者的依賴。20世紀的現代派精英更是擺出一副獨來獨往的倨傲架勢，宣稱“同自己的朝代不合拍”，要“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這種敵對關係使現代派作家遁入自我的內心去探幽冥想，忽視文學的社會使命，形成脫離群眾、晦澀難解的文風。
從思想根源來看，袁可嘉認識到現代反理性主義的哲學、心理學和美學思潮對現代派有著更大的影響。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否定社會、文明、基督教和傳統的倫理道德，認為現代文明的衰弱是由於理性過分發達，損害了以本能和意誌為基礎的創造力，強調無意識和本能的作用；弗洛伊德開辟了心理學的新天地——潛意識，認為無意識才是精神的真正實際。這些理論促使現代派文學深入潛意識領域，加強了它們反社會和反理性傾向；康德的先驗唯心主義哲學相信意識的先天形式先於經驗，是人類認識能力的特點構成了人們所理解的自然界的規律和特點。這種觀點使現代派作家強調主觀的作用，把主觀意誌置於客觀實際之上。
另外，袁可嘉也意識到科技革命對現代派作家思想的衝擊也很大。普朗克的量子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強調世界事物的相對性、複雜性、變動性，動搖了人們的物質宇宙觀，劇烈地改變了人們對物質世界的看法。它們所啟發的懷疑精神、實驗探索精神已深入人心。在這種氣氛下現代派作家對原有的社會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他們在創作中進行種種實驗，力求表現變化和動態。另一方麵，電氣化以後的機械文明促進了生產發展，加速了交通運輸和通訊聯係，縮短了空間距離，加強了時間觀念，加快了生活節奏。文化事業的發展、新聞媒介的傳播，使人們思想分外活躍、心理更加複雜。表現在反映生活的文學作品上，就是行文節奏加快了，時空轉變迅速了，人物心理複雜了。
從文學本身的演進來看，袁可嘉認為現代派文學的出現也絕非偶然。19世紀30年代以後，積極進取的浪漫主義文學因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而日漸衰弱，逐步向唯美主義轉化。唯美主義文學雖然表現出了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但缺乏一種積極批判精神，企圖借藝術的自足性和娛樂性來逃避現實。它所倡導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觀將文學引向了狹隘和頹廢。19世紀末，盛極一時的現實主義文學也向自然主義蛻變。以實證為哲學基礎的自然主義文學在歐洲有過很大的影響。它強調對外界現實的模仿，側重描繪遺傳和環境對人的決定性影響。到19世紀90年代，這個流派日趨衰退下來。這樣，歐美文學界出現危機，急需有所突破。現代派文學正是在這個危機中闖出來的。“它一方麵摒棄了唯美主義文學中淺薄享樂的傾向，采取了嚴肅的生活和創作態度。另一方麵，它抵製了自然主義者的機械反映，轉向內心探索和理念世界”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頁。。正是現代派文學對過去的文學流派有所揚棄，又有所繼承和超越，才後來者居上，得到了迅速發展。
從文學創作者來看，袁可嘉深入剖析了現代派作家的階級地位、世界觀和藝術觀等，認為這些因素也製約著現代派文學的發生發展。“大多數現代派作家是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處於低下的經濟地位。他們大都受過高等教育，敏感好思，對世上一切采取冷眼旁觀的清高態度，對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種種弊端，深有所感，頗為不滿。”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他們一般不支持壟斷資本，也不傾向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他們處處表現出‘兩重性’。相當深刻地揭露了現實，但掩蓋了社會矛盾的階級實質；提出過改變現狀的要求（如人性革命或文學革命），但都無補於事，反起到維護現狀的副作用；文藝觀點強調主觀表現，有合理的一麵，但又偏執一端，有很大的片麵性；在藝術手法偏重創新和實驗，確實有所成就，但又導向荒誕晦澀，破壞了藝術規律”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我們通常說，文學既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又是作家心靈對現實的反應。顯然，現代派傾向後者，對他們來說，“反應”的成分大大超過“反映”。
對以上因素綜合分析後，袁可嘉總結現代派文學“可以說是西方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一部分敏感有才的人（或稱‘精英’）在麵對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麵的巨大變化和強大壓力時作出的反應。起決定影響的是主客觀兩方麵的條件：客觀上是這個曆史時期的社會變化（包括生產關係、社會關係、物質生活、科學技術、文學文化方麵的變革），主觀上則是作家的階級地位、世界觀和藝術觀。這兩種條件撞擊的結果迸發出現代主義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火花”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頁。。
2準確把握現代派文學的特點
通過以上對現代派文學產生的背景分析，我們對現代派文學具有的特點可能已有所感知。袁可嘉進一步從思想和藝術兩方麵對它作了論述，使我們對現代派文學的特點有了一個全麵、清晰的了解。
首先，袁可嘉論述了現代派文學的思想特征。袁可嘉對歐美現代派作品進行了大量的閱讀和深入的分析，在豐富的感性經驗基礎上進行理性的歸納，總結出“現代派作品在思想內容方麵的典型特征是它所表現的對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和文明的深切的危機意識和緊迫的變革意識”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這種危機意識可以表現為卡夫卡式的焦慮不安，也可以表現為超現實主義者對夢幻和無意識的盲目崇拜、未來主義者對暴力和戰爭的歌頌；但最根本的還是表現了人類四種基本關係的全麵扭曲和嚴重異化，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關係上的尖銳矛盾和畸形脫節，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上的疾病、變態心理、悲觀絕望情緒和虛無主義的思想等社會問題。他說：“在我看來，無疑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進一步惡化的腐蝕作用使人類賴以生存的四種基本關係遭到如此嚴重的扭曲和脫節，造成如此嚴重的畸形和變態。這四種關係的全麵異化反映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尖銳的社會危機、精神危機、文化危機和文學藝術危機，具有極大的認識意義。”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他甚至認為，現代派文學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就在於此。我們可能會想，西方資本主義由來已久，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決定的畸形的社會關係和意識形態也存在已久，在幾個世紀以來的各種流派文學裏早有大量的深刻的反映。但袁可嘉認為現代派文學對這種現象的反映，遠比1890年以前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作品中的全麵、尖銳和嚴重，成了現代派作品在思想上的一大明顯特征。
袁可嘉進一步指出，由危機而引發的是變革。現代派提出要改革現實的思想，要求突破舊傳統，大力創新。如德國左翼表現主義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強烈反對戰爭，呼籲和平，要求改人性，創造新人；法國超現實主義既倡導人性革新，使非理性與理性協調，又在一個時期提倡“為革命服務”，支持共產主義運動，反對納粹專政；存在主義者要求作家承擔社會責任。在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和感覺方式上，現代派進行了更多的革新。前麵提到，在現代科學的衝擊下，人們的思維方式從絕對的固定的觀點，轉向相對的變化的觀點，強調了主體對客體的作用，否定了理性主宰一切的想法，重視非理性的影響。因此，“現在現代派文學中，作家們采用多視角的敘述法代替全知式的敘述法，用想象邏輯代替形式邏輯，強調作家的主體意識對客觀事物的觀照。在感覺方式上，現代派不再像過去作家那樣強調正常合理的感受，而著重感官知覺因素、印象和頓悟；不再講究表層描繪而努力開掘朦朧玄奧的深層感覺；不再專注於明朗的直接的感覺，而側重細膩隱晦的感受”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在表達方式上，他們不再注意連貫明晰，而強調急劇變動如蒙太奇手法，重視間接性、含蓄性如象征手法，倡導自由聯想如自動寫作，著意內心流露如內心獨白，突出夢幻荒誕，進行種種形式實驗如視覺詩、新小說、荒誕劇等”袁可嘉：《我與現代派》，載《詩探索》，2001年第3-4輯，第200頁。。
事物往往具有兩麵性，優點和缺點並存。現代派也是如此。袁可嘉用一分為二的態度分析了現代派的危機問題。他指出現代派的危機意識存在積極和消極的兩方麵影響。積極的一麵是真實地反映了實際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有助於我們對它的了解；消極的一麵是因作家錯誤的世界觀（主要是唯心主義曆史觀、個人中心的人生觀、形式主義的美學觀），使作品彌漫著一種頹廢沒落的思想和悲觀絕望的情緒。同時他也指出，現代派的革新也存在兩麵性。“從積極的一麵說，它發展了人類的思維、感覺和表達能力，也豐富了文學本身。它與現代派作家所想表述的危機意識當然有密切關係，又與科技進展和現代生活方式相關，是人類認識能力、表達能力的進步，帶有普遍的性質。另一方麵，由於現代派作家的世界觀局限，他們常常過分強調非理性的作用，趨向極端，破壞了藝術規律，造成種種失誤。晦澀難解和形式主義是現代派的通病。”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