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丁玲在到陝北之前，住在西安的德國醫生馮海伯家裏，等待黨的指示。有一天，馮海伯告訴丁玲，今天我要招待兩位客人，請你幫助燒幾個菜。於是，丁玲忙乎起來。晚上，客人來了，沒想到，竟然是史沫特萊和埃得加·斯諾。
丁玲撲過去，和史沫特萊擁抱在一起，她們高興極了，急急地用英語交談起來。這天晚上，剛從陝北來到西安的斯諾，成了談話的中心人物。朋友們圍著他，聽他講蘇區的生活，講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許多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他將自己收集的蘇區生活的照片拿給他們看。他們熱情澎湃，激動地用三種語言唱起《國際歌》。斯諾還教他們唱紅軍歌曲：“炮火連天響，戰號頻吹，決戰在今朝……”
1936年冬，女作家丁玲從上海來到了延安。第二年1月，丁玲又從原來所在的陳賡部隊轉到二方麵軍賀龍同誌的司令部。一天，總司令部派通訊員來接她，說有一個外國女記者在那裏。原來這女記者正是美國友人，丁玲的老朋友史沫特萊。丁玲立即和通訊員朝總部出發。來到總部，彭德懷等領導同誌正在熱情地向史沫特萊介紹部隊情況。史沫特萊一見到丁玲，便大聲喊：“丁！”她們又緊緊擁抱在一起。史沫特萊看著麵前身穿軍裝的丁玲，又驚又喜，幾乎認不出這就是從前在上海身穿連衣裙的女郎了。
第二天，丁玲陪同史沫特萊去了延安。到延安後，黨中央和毛主席又給丁玲分配了新的工作。因此，丁玲沒有再回前方。而史沫特萊就住在鳳凰山的大窯洞裏，她也過著八路軍的簡樸生活，穿一身灰布製服。她不習慣睡炕，就在炕上支一個帆布行軍床，炕前一張小桌，桌上一架打字機。外屋有一張方桌，毛主席朱總司令來看她，就坐在方桌邊。
丁玲常去看望史沫持萊。史沫特萊是一個很勤奮的作家，悠閑與她無緣，她從早到晚地認真工作，搜集資料，了解情況。每當丁玲看到她工作，就不免為自己散漫、缺乏應有的緊張而感到慚愧。她把自己的這種感想說給毛主席聽，毛主席就鼓勵她要向史沫特萊學習。
在中國革命鬥爭的歲月裏，丁玲和史沫特萊這對異國女作家的友誼是令人羨慕的，她們都在用自己的筆為一個共同的事業而戰鬥。從她們寫的散文、小說以及領袖人物傳記中，人們可以看到紅軍生活的剪影，看到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並讓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了解八路軍，了解中國共產黨。
何香凝與宋慶齡姐妹情深共患難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結者，謂之知心。
——馮夢龍
何香凝比宋慶齡大14歲，她和秋瑾一樣，是同盟會最早的女會員。早在1905年，何香凝就在反清革命刊物上發表《敬告我國同胞姐妹》等文章，鼓勵中華婦女參加反清鬥爭，成為出色的革命女戰士。
1925年3月，孫中山臨終前，三次請何香凝到病榻前，切切叮囑：不能因宋慶齡沒有子嗣而輕視她。何香凝當即表示：“先生的一切主張，我誓心遵守。至於孫夫人，我也當然要盡我的力量來愛護。”當時孫中山久久地緊握著何香凝的手說：“廖仲愷夫人，我感謝您……”可見孫中山對何香凝的信任。
孫中山彌留之際，何香凝與宋慶齡在孫中山的遺囑上簽了字，是著名的《總理遺囑》的兩個女簽證人。孫中山逝世後，何香凝從北京回到廣州，立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提議，將原來自己擔任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長一職由宋慶齡擔任。在上海的宋慶齡得知後，一再推辭，國民黨中央和何香凝再三邀請，1926年1月，宋慶齡擔任了婦女部長，並與何香凝一起被選為中央委員。
1927年7月，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集團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決定分共，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除共產黨人外，有三人不讚成分共，這就是何香凝、宋慶齡、陳友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宋慶齡，何香凝為救國難，又重聚上海。不久，日本發動了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宋慶齡、何香凝親率慰勞隊趕到前線慰問，使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以及全體官兵大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