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以大量的筆墨，無情地批駁了漢儒所宣揚的天人感應論調。他認為，自然界的變化可以影響人和物，比如，“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弦緩，固疾發”，但是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因為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人不能動天，就如同一枚小竹枝敲不響一個大鍾，一隻螢火蟲燒不熱一個鼎一樣。風雨有時，寒暑有節，不會隨任何人的主觀意誌而改變。當時流傳著“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禍福之應，皆天也”的說教，王充指出，這種說教是賢聖欲勸人為善而編造的，而一般人則把一些偶然巧合的事件當作必然的報應，因而盲目相信這種說教。漢儒聲言楚惠王曾誤食螞蟥，由於他有仁德，得到了天的保佑，不但病不為傷，反而把原來的心腹之積也治好了。王充認為楚惠王並無仁德，而是一個不肖之主，如果天保佑他，是天佑不肖人也。王充以大量事例否定了天能賞善罰惡的神話，並發出質問：為什麼那些謀財害命、魚肉鄉裏的壞人皆得顯達，富厚安樂？社會上何以多橫怒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在駁斥天能賞善罰惡的虛偽說教的同時，王充也揭露了當時社會的不合理現實。漢儒為了神化帝王，拚命鼓吹君主的意誌就是天的意誌，君主高興，天氣就溫暖；君主發怒，天氣就寒冷。王充對此據理反駁，指出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是自然現象，水旱之至，自有期節，君主喜怒時，連自己體內和室內的溫度都影響不了，怎能影響整個天下呢？關於漢儒的災異譴告，王充指出：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始終，國有災異，與人染疾病是同一道理，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與譴告並沒有什麼關係。如果說蟲吃穀物是地方官吏侵奪百姓所致，身黑頭赤的蟲子象征武官，身赤頭黑的蟲子象征文官，那麼，蟲子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眾多，應何官吏？那些威勝於官，取多於吏，武斷鄉曲而不當官的豪強，又用什麼樣的蟲子代表呢？事實上，各種蟲子生出有日，死極有月，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這純屬自然現象，與政事無關。同樣，老虎吃人也與官吏為奸毫無關係，儒生隻不過利用了虎適食人，長吏遭惡這一巧合事件胡亂比附而已。如果說災異是天對人君失政的譴告，那麼，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就證明堯、湯也是惡君了。如果說天真能譴告失政的君主，它也就能有意識地任命像堯、舜那樣有才德的聖君，可事實上，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如果天能以雷責怒於人，也就能以雷誅殺無道，然而自古以來，那些最為無道的人，並非死於雷誅，而是聖人興師動眾，將其伐滅的。王充引用老子之語，“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指出，譴告是統治腐敗的產物，是儒生主觀臆造的，“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這樣，王充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打碎了帝王頭上的神聖光環，給漢代妖妄荒誕的官方神學以沉重的一擊。
堅持創新為國爭光的詹天佑
見日月不為明白，聞雷霆不為聰耳。
——《孫子·形篇》
詹天佑，字眷誠，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鹹豐十一年）出生在一個普通茶商家庭。兒時的詹天佑對機器十分感興趣，常和鄰裏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種機器模型。有時，他還偷偷地把家裏的自鳴鍾拆開，擺弄和捉摸裏麵的構件，提出一些連大人也無法解答的問題。1872年，年僅12歲的詹天佑到香港報考清政府籌辦的“幼童出洋預習班”。考取後，父親在一張寫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證明書上畫了押。從此，他辭別父母，懷著學習西方“技藝”的理想，來到美國就讀。
詹天佑是我國傑出的愛國工程師。從北京到張家口這—段鐵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築成功的。這是第—條完全由我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設計施工的鐵路幹線。
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長200千米，是連接華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當時，清政府剛提出修築的計劃，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就出來阻撓，他們都要爭奪這條鐵路的修築權，想進一步控製我國的北部。帝國主義者誰也不肯讓誰，事情爭持了好久得不到解決。他們提一個條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國的工程師來修築鐵路，他們就不再過問。他們以為這樣一要挾，鐵路沒法子動工，最後還得求助於他們。帝國主義者完全想錯了，中國那時候已經有了自己的工程師。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修築從北京到到張家口的鐵路。消息一傳出來，全國都轟動了，大家說這一回咱們可爭了一口氣。帝國主義者卻認為這是個笑話。有一家外國報紙輕蔑地說：“能在南口以北修築鐵路的中國工程師還沒有出世呢。”原來，從南口往北過居庸關到八達嶺，一路都是高山深澗，懸崖峭壁。他們認為，這樣艱巨的工程，外國著名的工程師也不敢輕易嚐試，至於中國人，是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