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碧霞是中國當紅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吳碧霞也是中國首位將中國民族唱法和西洋美聲唱法集於一身並獲得最高國際獎項的歌唱家。她以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清澈、純淨、甜美的極佳音色和高超的演唱技巧，被譽為中西合璧的夜鶯。吳碧霞在國際歌壇上享有盛譽，她的美妙歌聲受到國內外觀眾的讚美和歡迎。由於吳碧霞在兩類聲樂藝術上的成功，同時受到音樂界和媒體的特別關注，被媒體和聲樂界稱為“吳碧霞現象”。吳碧霞這個名字，亦成為了中國聲樂奇跡的代名詞。她演唱的漢族民歌《洗菜心》和《小河淌水》，維吾爾族民歌《思戀》、黎英海的《楓橋夜泊》、石夫的《長相知》、外國作品包括《紫羅蘭》、《親愛的名字》、《我聽到美妙的歌聲》與眾不同，獨具特色。2000年起已在國內外舉行了18場個人獨唱音樂會，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進行中國及亞洲地區15場個人獨唱音樂會巡回演出。吳碧霞還在上海、西安、長沙、沈陽、香港、台北等城市及新加坡、馬來西亞進行了巡演。每次演出均獲得極大的成功。她出版了7張個人演唱專輯。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也，她演唱的《萬事如意》、《走進新時代》、《多情東江水》、《高天上流雲》、《說聊齋》、《祖國你好》等著名歌曲，廣為流傳，家喻戶曉，久唱不衰。1988年張也步入歌壇，適合演唱不同風格的民族歌曲，無論是柔美的民歌小調，還是技巧高超，音域寬廣的中國民族歌劇選段，她都能駕馭得非常出色。她的聲音質樸、溫馨、祥和、靚麗、清脆、甜美、歡欣、快樂、婉轉、純潔、真誠。她的演唱沒有雕飾的痕跡，流暢自然，不落俗套。有音樂評論家形容說，“她的歌聲好似雪山上消融的清水，甘冽、香甜、晶瑩透明，跳躍在石岩上，嬉戲在綠樹中，歡騰在草坪裏，無拘無束地留下一串串歡快的回聲，”“又好像是一陣陣輕柔、和煦的春風，翩翩地飛過大地，輕盈地穿行在五彩繽紛的花朵中間，將安祥和寧靜灑滿人間”。
歌壇新人王麗達始學戲曲花鼓，又學民族聲樂技法，她能把各種技法融彙貫通，通俗、戲曲、民族3種風格自由駕馭，被稱作“無界”音樂代言人。
除此之外，還有謝莉斯當年與王結實以及葉茅、廖莎夫妻搭檔的二重唱以其獨特的韻味演唱了許許多多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至今無人能替代，難於超越。還有雷佳、潘軍、陳莉、湯燦、劉一幀等藝術新人正走向成熟，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
他們是中國音樂文化傳播的使者，他們把中國音樂傳播到了世界各地，他們用音樂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友好和情誼。李穀一曾以中國藝術家身份，十幾次出訪美國、法國、荷蘭、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及香港、澳門演出，深受歡迎和好評。1978年受到美國總統卡特的接見。1985年在法國巴黎和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舉辦了獨唱音樂會，獲得極大成功，是中國大陸第一位歌唱家在這些國家舉辦的獨唱音樂會。程誌用粗獷、豪放、透明、宛若金屬般的嗓音，打破“民族文化的隔閡”，用歌聲贏得了廣大聽眾。不少中外權威人士稱他是“中國的帕瓦羅蒂”。著名聲樂大師、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吉諾·貝吉(Gino·Bechi)稱譽他“真是少有的男高音，真正的意大利美聲”；美國《紐約時報》載文盛評他為“多年來難得聽到的最新鮮、最幹淨的抒情兼英雄男高音”，是當今世界歌壇上“來自東方的威脅”。成方圓曾赴美國、加拿大、馬裏、塞內加爾、塞拉利昂等國家訪問演出。法國電視台一台專題節目《廣大觀眾》曾作介紹。宋祖英隨團出訪歐洲、澳大利亞、美國及東南亞進行藝術交流。她把中國的音樂傳到了奧地利維也納金色音樂大廳、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和美國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譚盾常與多媒體藝術家、戲劇導演、電影導演、陶藝家及舞蹈編導合作，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的音樂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吳碧霞經常參加中國內地、台灣、香港等地區及歐洲、東南亞等國家的重大演出交流活動。並與中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波蘭、俄羅斯、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等數十家國際國內的職業樂團合作演出。張也曾出訪英、法、瑞士、德、瑞典、比利時、盧森堡、日本及東南亞各國和港、澳地區，深受海內外觀眾的喜愛和歡迎。
第四節新音樂大眾化時期湖南音樂人才群體的特點
新音樂大眾化時期湖南音樂人才群體出現在文革結束以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發展新時期音樂的再生和騰飛時期。主要是以李穀一、宋祖英、張丕基、程誌、王安國、成方圓、譚盾、張也、劉振球、劉正維、葉茅、廖莎、黃卓、吳碧霞、王佑貴、楊天解、甘萍等為代表的音樂人才群體。這一時期，中國音樂在新的形勢下獲得了空前蓬勃的發展，這個音樂家群體在這個環境中，充分展示自己的音樂才智，他們的成功，成為音樂界的“湖南現象”。這個群體是音樂個性得到極大張揚的一代。
“文革”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國策的實施，給一批應時而生的音樂家的闖入造就了條件。從20世紀70年代的後半葉至80年代的前半葉，他們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寫出了為數眾多的既有民族風格又十分柔和、清新的抒情歌曲。張丕基、瞿琮、劉振球、佘致迪等人及他們創作的《鄉戀》、《過去的事情不再想》、《我愛你，中國》、《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黨啊，親愛的媽媽》、《山鄉小渡船》、《月亮走我也走》等歌曲廣為流傳，深入人心。80年代後期的《春天的故事》、《長大後我就成了你》、《我屬於中國》、《多情東江水》、《又唱瀏陽河》、《小背簍》等可為這一時期歌曲的代表作。還有交響曲、器樂曲、影視音樂、歌劇等各種音樂形態的經得起曆史考驗的作品不計其數。湖南音樂家李穀一成為這一時期歌唱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新時期的湖南音樂人才群體的特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相似的成長和創作環境
新音樂大眾化時期湖南音樂人才大多是由知青成長起來的。知青生活經曆可以說是新時期音樂家共同的成長背景。譚盾、劉健、楊天解、王佑貴、杜鳴、黃多、龍偉華、佘致迪、楊湘粵等音樂家在農村都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縣一級文工團的主要力量，接觸了大量的民間最原生態的音樂元素，各種戲劇如湘劇、花鼓戲、地花鼓、說唱曲藝等，有著較為深厚的民族民間音樂積累。
知青正好趕上20世紀後期文化恢複時期，趕上高等學校開始招生的大好時機。他們都受過正規、係統的音樂教育和訓練。如楊天解畢於上海音樂學院，是何占豪、楊立青的學生；彭昌興曾師從上海音樂學院著名音樂教育家、指揮家黃曉同先生，與著名音樂家陳燮陽、王永吉、瞿春泉等為同門師兄弟；譚盾1978年考入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隨趙行道、黎英海學習作曲，隨李華德學習指揮並獲得音樂作曲碩士學位，1986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隨大衛·多夫斯基及周文中學習並獲音樂藝術博士學位；劉健1978年考入武漢音樂學院作曲係，本科畢業後，1982年考上該院作曲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王佑貴在湖南師範大學師從杜光、劉已明、陸民德、張一希；在武漢音樂學院作曲係師從趙德義、周振錫、高洪詳、陳國權、匡學飛；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研所師從王安國、宋楊；在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師從牟洪教授等等；黃多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隨杜鳴心教授學習，獲得博士學位。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些有著共同知青經曆又接受了改革開放後正規而嚴格音樂教育的音樂家，在技能掌握上，在信息量攝取上勝過了以往的各代人。
新音樂大眾化時期湖南音樂家極善於將自己所長之技法與時代民眾的情感要求熔接在一起，形成既有生活的理性感受又有創作理論的理性支配。20世紀80年代，湘潭人劇作家馮柏銘、作曲家劉振球的歌劇《深宮欲海》引起音樂界的巨大轟動。音樂家為了表現那個早已遠逝的時代，還在器樂的配置中加上了歌劇曾未用過的遠古樂器“塤”，又在音樂的設計中，用上了表現深邃、神秘意境的“微分音”，這遠古傳來的天籟之音，就是表現《深宮欲海》的音樂關鍵，在適合自己音樂表現的地方充分地展示自己，揚長避短，千方百計地將自己對歌劇的理解推向深入。譚盾的《樂隊序曲》、《鋼琴協奏曲》和《兩樂章交響曲》是借鑒歐洲晚期浪漫派和民族樂派風格；他1985年寫作的《弦樂隊慢板》、《樂隊及三種固定音色的間奏》，以及一整套民族器樂作品，是從當代人的情感出發，深入把握質樸、率真的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大膽摒棄歐洲傳統音樂創作模式的現成規範，探索對各種可能的音響組合和新音色的開掘，從而使作品的形式彰顯出作曲家的創作個性。他的這種創作風格，在他的《戲韻》、《土跡》、《距離》、《聲音的形式》、《風跡》、《九歌》、《死與火》、《鬼戲》等作品中得到發展。他的《紙祭·金瓶梅》，選擇不同的紙，采用揉、搓、吹、撕、搖、拍、打、彈等方式，造出不同的音響，時而似電閃雷鳴，時而如細水長流，時而又奏出寂寞憂傷之聲，讓人讚歎不已。《地圖》、《聽音尋路》等作品，譚盾將多元文化和多媒體融於作品之中，以其獨特的音樂風格，別出心裁的演奏形式，對世界音樂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