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功績的獲得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的。同樣，作為一代政客的曹操，雖然為著某種至高利益不得不陷入殺戮之中，但他同樣懂得僅僅靠嚴厲的殺戮手段遠遠不能夠收服人心，他還需要借助感性的道德來掩飾戰爭的殘酷性，掩飾統治階級的冷酷。任何一個野心家的陰陽謀略中都會包含類似的成分。
每個人心裏都有是非觀念，善良還是邪惡，心中都有界定。對於曹操來說，要想掩蓋嚴酷執政所導致殺人如麻的血腥隻有借助於儒家的倫理道德和忠孝思想。他明白自己的霸業不可能是完全的風平浪靜，手上也會沾染別人的鮮血。所以，曹操的“不殺”之中就好比現在法律豁免的條款一樣，忠義厚道之人便在其中。
在曆史記載的三國故事中，當袁譚被絞殺後，曹操下令若有人前來收屍，同斬。曾經被袁譚放逐的王修知道袁譚被殺的消息後悲痛欲絕，大哭著前來收屍。曹操被他舍生取義的忠誠所感動，非但沒有殺他還對其以禮相待，官複原職。
一次，曹操與王修聊天時問如何才能打敗袁氏兄弟，王修一點意見也不給，隻是悶不做聲。曹操打心眼裏喜歡這個忠厚的人。原來親附袁譚的郡縣長官見曹操如此厚待，也就放心了，於是紛紛來投誠。事實證明，曹操的懷柔政策非常有效。同時曹操還采納郭嘉的建議，邀請四州名士來廣提建議，以拉攏軍心、了解民意，沒有多久，河北境內人心所向，此處成其堅實的勢力範圍。
曹操用對待忠義之士的禮遇態度，為自己塑造了一個開明大度的公眾形象。這種做法的巧妙之處在於，既達到了專政的目的，又獲得了難得的人心。
忠義之道的力量曹操早已領教過，所以他深知有些人是可以為己所用的而有些人是難以所用的。而他這個善以陰謀著稱的人，卻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真心希望自己能夠廣納天下賢者，成為眾望所歸的領導者，而不是孤軍作戰的人。信義雖然不過簡單二字，但卻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立身之寶，這是曹操陽謀中的一個重要亮點。
社會給人提供的機遇是均等的，但是，人對機遇的把握與運用卻是截然不同的，每個處世高手都能“以事適時”，不能者自然難獲成功。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的人能夠成功，而有的人在均等的機遇麵前卻無所作為的差別。
許多人都想探尋船王包玉剛崛起的原因，想了解他獲得成功的訣竅，而他本人卻總是說：“沒有秘密，也沒有訣竅。一靠意誌，二靠機遇，三靠信譽。”
良好的經營信譽，是奠定事業成功的基礎。包玉剛就是非常重視信譽，視信譽為立業之本的人。1967年，他經營的船隊參與中東石油運輸出租時，為使中國船隊得到歐美石油公司的信任，他親自組織、調度人員裝油運輸。
在他的嚴密計算、統籌安排下，船隊在茫茫大海中如期歸來，並提前八小時完成任務，使唯一承租中國船隊的這家美國石油公司感到十分滿意，終於為中國船隊在國際航運界立住腳建立了良好的信譽。
包玉剛能在國際航運業激烈的競爭中安渡難關，也與他善於鞏固與合作者的關係、獲得合作者的支持有關。例如，包玉剛從1961年起向日本訂造船隻，並長期同船廠保持生意關係，即使在航運業蕭條或造船業處於淡季時，哪怕自己吃些虧也仍向日本訂船。包玉剛船隊有90％的船隻都是在日本建造的，由於這種關係，日本航商對他一直存感激之心，視他為船廠“最高貴的主顧”。後來經濟形勢好轉，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向日本訂造船隻，船廠在忙不過來、不再接受訂單的情況下，隻要是包玉剛需要訂船，船廠向來無二話，優先承擔。包玉剛與船廠的這種“患難之交”、特殊的客戶關係，使他在航運業獲益頗多。包玉剛在經營中以誠實、重信譽取信於客戶，這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麵。
包玉剛早年是一個頗有發展前途的青年銀行家，他的經營風格完全是銀行家穩健求益的作風。企業能有這種作風，很容易受到銀行家的賞識，包玉剛能獲得香港彙豐銀行的支持，也同此有很大關係。
包玉剛知道，要取得事業上的成功，若有銀行的支持會更容易些。創業之初，包玉剛曾直接去遊說彙豐銀行的高級職員桑達士——此人於1962年升任彙豐的首腦。開始時，彙豐對買船生意並無興趣，認為搞航運太冒險，不肯貸款投資。但在包玉剛穩健作風的影響下，終於答應貸款，支持包氏的事業，自此，雙方建立了良好的生意往來關係。日後桑達士主政彙豐，更是大力支持包玉剛，包氏的銀行往來業務也大部分由彙豐處理。1970年，雙方合資建立了“環球航運投資有限公司”，不久包玉剛又成為彙豐銀行的董事。桑達士離任後的繼任首腦賽耶，認為雙方合作很好，遂又投資包玉剛。包玉剛良好的信譽為自己創造了更多的機遇，這也是他成功的妙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