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曲求全之謀，乃陽謀陰用，是曹操自我發展的一大策略。當年曹操陳留起兵，但勢單力薄，因此他在當時環境或條件不成熟時，從大局著眼，不惜屈尊下就，接受張邈節製，為自己謀得了一點發展空間。這時，由於曹操沒有地盤，便隻好做英雄屈身之舉。他在準備起事的過程中須爭取陳留太守張邈的幫助，起兵後在給養等方麵也須仰仗張邈的接濟，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對張邈屈身以事之，並主動接受張邈的節製。不久，曹操隨張邈來到酸棗前線，代理奮武將軍之職。
和後來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樣，曹操一方麵屈身於張邈，受他的領導和節製，另一方麵也在乘機積蓄自己的實力，以為後來開辟自己的天下創造條件。
當然，曹操對他所“屈身”的人也不是不盡心負責。當他看見各路義軍十餘萬人，每日隻是宴飲作樂、不思進取，感到非常憤慨，忍不住加以指責，並就諸軍如何調動安排談了自己的建議，他說：“渤海太守袁紹率領河內的軍隊駐守孟津，酸棗諸將駐守成皋、敖倉、輟轅、太穀，袁術率領南陽的軍隊駐守丹水和析縣，並開進武關以震懾三輔地區。大家深溝高壘，不同敵兵交戰，多虛設疑兵，以顯示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形勢。以正義之師討伐叛逆之敵，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現在大家以討伐董卓的名義起兵，如果心懷疑慮不敢進兵，會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實在為大家的舉動感到羞恥!”
曹操雖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甚至到了言辭激切、義形於色的地步，張邈等人還是我行我素，對曹操的建議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可英雄終究不能久居人下，其誌向、所走之途徑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當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裝隊伍而北歸後，不再返回陳留，而是渡過黃河，趕到河內，同駐紮在那裏的聯軍盟主袁紹接觸，企-圖對袁紹施加影響，使局麵改觀。但結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許多問題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紹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針鋒相對。
所以當袁紹私下派人說服曹操讓其歸附他時，曹操也不置可否。後來，隨著袁紹乘機發展個人勢力，曹操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發展個人實力的步伐。以後同袁紹的關係則更是若即若離，到曹操迎天子於許都，袁紹由曹操的“上級”變為了他的“下級”時，曹操鑒於自己的實力，也還沒有和袁紹鬧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戰前，雙方才成為“兩虎相鬥”的“對頭”。
三國時代能夠有所作為的霸主，大都能夠做到以屈求伸這一點，劉備曾依附曹操。孫權後來能夠在東吳麵臨被蜀、魏兩麵夾擊的危險形勢下，不顧文臣武將的阻撓，從大局著眼，不惜屈尊下就，先向劉備“上表求和”，並做出了一係列外交上的讓步，後又向曹丕“寫表稱臣”，並恭順地接受了曹丕的封爵。這一係列卑屈之舉，都對東吳靈活應變、力避兩麵受敵的不利局麵，使戰略態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麵轉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當陽的一麵弱小時，它必須借助陰的一麵來成長；當陰的一麵弱小時，它必須借助陽的一麵而成長。正如曹操所指出的那樣，以屈求伸，是力量薄弱、身處逆境中的競勝之道。古往今來，無論取得了多大成就的人，很少一生總能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每個人都有他屈身的時候。委曲求全的戰略意圖是靜待其變，隨變而戰。這種戰略多在弱小的國家中利用，特別是當個人和國家處於弱小低微的狀態中時，采用委曲求全之計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就屈身而言，有的人隻向對他的榮辱成敗起決定作用的少數人屈身，有的人則可能向大眾利益屈身。從社會現實來看，人們可以欽佩或鄙夷某一種“屈身”
行為，但是不同的“屈身”行為，確實是決定人們是否能夠有所作為或成就的一個關鍵因素。
麵臨大敵，要像古人所指出的那樣：“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智而示以愚，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欺騙對手，爭取主動。“大智若愚”是一個後發製人、出其不意的處事技巧，在外交、談判、經濟等領域有廣泛應用。
5.激勵士氣，望梅止渴
激勵是管理者刺激員工積極性的一種激素，因為重視人、依靠人的關鍵一條就是激勵人。
古往今來，凡是有作為的領導者或統治者，無不善於運用這種手段，激發其臣下或部屬的工作熱情和鬥誌，為實現特定的領導目標而作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