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於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去世，不到一個星期，就有關於他神跡的傳聞。最早披露的人是教皇的私人秘書戴維斯大主教。一九九八年，大主教的一位友人曾詢問，他有一個美國朋友因為腦瘤即將去世，是否能見教皇一麵。除此以外，那位美國人還有一個願望，到耶路撒冷朝聖，待前兩個願望實現後，便回到美國等死，這也是他的最後願望。約翰.保羅二世當時正在羅馬城外的夏宮，主持一場不公開的彌撒。患病的這位美國人就此領了聖體。這也是天主教儀式最神聖的一部分。教皇做完彌撒後不久，遠在大西洋彼岸的那個美國人突然發現腦瘤消退了，去醫院複查，大夫都不敢相信，如此健康的一個人竟然曾經被確診為不治之症。戴維斯大主教披露這些，是為了讓剛剛去世的教皇，能被未來新選出來的教皇，運用其獨有的權限封為聖人。按照教規，必須有兩件神跡獲得證實，才有此可能。所以，很快就有一名墨西哥少年站出來宣稱，約翰.保羅二世治好了他的白血病，而哥倫比亞也有一名修女說，約翰.保羅二世治好影響她平衡的疾病。
現實生活中總有一些諸如此類的神跡在流傳。這大概也是人對不可知之事物的一種崇拜，並試圖以這類崇拜的心情來接近那些不可知的事物。在蘇南遇險的兄長所經曆的看上去確實有近似神跡的一麵。在越來越唯物的世界裏，讓一個人平白無故地去相信隻存在另一個人的意識裏的東西是很困難的。
在這種不一樣的認識中，關於童年的記憶並無二致。我問過幾位從母親十月懷胎起就將其固定在城市裏的男人，在他們行將五十歲之際，說起童年的事，脫口而出的竟然是夏天光著屁股在長江或者漢水裏遊泳。想想自己，何嚐不是如此。從隻需三天就能熟悉的小城黃州搬來武漢，花上三年也沒摸清這座城市的大門開在哪裏。第四年，長江流域暴發了一場罕見的大洪水。天天見麵，天天都是陌生的城市突然變得熟悉了：因為大街成了大河，因為小巷變為小溪。當時我居住的解放公園路一帶，河流一樣的大街上突然出現一群暈頭暈腦的鰱鱅和生猛剛烈的鯽鯉，各種各樣的魚兒從公園裏作為風景欣賞的水麵隨波逐流而來，惹出來的驚喜比仍在傾瀉不停的暴雨還激昂。事情過去多年，曾經有過參與的同事與街坊，還在津津樂道，說起在大街上親手逮住的那些活魚，遠比這些年城市裏新出現的各種事物興奮。譬如新建的輕型軌道客運線，接二連三架起來的長江二橋、三橋和即將建成的四橋、五橋，用新型瀝青刷黑的馬路與街麵再也用不著三天兩頭就得修補一通，諸如此類的事情，仿佛隻需要報紙電視替大家說說就夠了，街頭巷尾茶餘飯後偶爾談起來，隻要有上兩個人，就必定免不了引發各種因素導致的爭吵，總沒有魚群遊上大街那樣空前一致的亢奮。我寧肯將這些認作是藏在人心底的鄉村情結的一次爆發，大街小巷裏突如其來的洪水與魚群，不過是誘因。特別是那些孩子，如果不相信他們將來會在生命瀕臨絕境時同樣牢記這些，並順理成章地變成可以救苦救難的神跡，就會是對其有生以來最快樂時光的輕蔑。
城市在一天天快速膨脹，城市的排水係統一年比一年發達，用不了多久，喜歡肆意橫流的大水就隻能與鄉村為伴了。不管大水是不是真想給城市一點天籟、一份自然、一份純真，用鋼鐵、塑料和水泥砌成的城市都不再有容留它們的度量。白天有車水馬龍，夜裏又會流光溢彩。那些拿來為己所用的水，被限製在一根根或粗或細的管道裏。那些用過後變成汙穢的水，被拋棄在暗無天日的陰溝裏。那些有意留在高樓大廈旁邊的池塘湖泊，雖然照舊活著各種色彩斑斕的魚兒，卻絕無躥上大街的可能。
我們正在變成老人，那些在大街上捉過魚兒的少年也會跟著變成老人。後來的人偶爾想起那些口口相傳的古老故事時，多半會將其理解為神跡。沒有故事的水，在被稱之為甘泉時是神跡，在被稱之為甘露時是神跡，水之成為甘泉是因為它出現在戈壁大漠中，水之成為甘露是因為它能使人免除火焰之災。
還有一種水，它流淌在鄉間，一汪汙濁免不了會在它的上遊注入，譬如洗衣少婦，將那沾滿嬰兒糞便的衣物放在水中汰了又汰；譬如農耕壯漢，將那為各種禾苗施肥的糞桶按在河裏反複洗淨，髒了半裏長的一段河流，而更長的河流則依著山不轉路轉、河不彎水彎之規，幾經漂流，又會清潔如玉液。這普通的鄉土之河又何嚐不是人間每日相逢相會與相識的莫大神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