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資料記載：
一九九五年十月六日那天下午，在海拔兩千多米的昭通山區。朱副總理冒著濛濛細雨，沿著泥濘崎嶇的山路，來到了寧邊村，徑直走進掩蔽在楊長才樸實憨厚身影後的家門，看見紅紅的火塘上正烤著當地人稱洋芋的土豆。朱鎔基問：“早上吃什麼？”楊長才答：“吃洋芋。”朱鎔基問：“中午吃什麼？”楊長才答：“吃洋芋。”朱鎔基再問：“晚上吃什麼？”楊長才答：“吃洋芋。”朱鎔基繼續問：“一天三頓都吃洋芋嗎？”楊長才答：“都吃洋芋。”在這低矮、陰暗的茅草屋裏，朱鎔基呆了近二十分鍾。他和夫人勞安將身上所帶的錢全部留給了楊長才和另一位農民，留給了這座位於貧困高原上的貧困山垸。坐上即將啟程的麵包車，朱鎔基打開車窗，外麵是一群衣衫襤褸的鄉村中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細雨和濃霧中靜靜地圍觀著，他們的身後是一片破舊的用叉叉草搭起的茅草屋。朱鎔基鼻翼動了一下，淚水終於忍不住湧出了眼眶。
既非知識分子行吟，亦非邊緣寫作之民間。這就是所謂《高爾基土豆》的全部真實。被去掉的是思想和智慧，留下來的沉重正是靈魂與血肉。書寫者的隱去，換來詩意的明朗。平民與領袖標識的丟失，升華起來的是深藏在骨子裏，與詩人一樣的感時傷懷悲天憫人。真偉大的詩不在乎題名，也不在乎是否具備詩的外表。所以這兩樣它都沒有。後來的一切隻與我相關，讓它有了詩的名義，還有了詩的形式，縱然是添足之俗也不後悔。人的情感畢竟首先來自深的痛，並且咬牙切齒地拒絕了哪怕丁點的矯揉造作與嬌媚嬉戲。
一個男人將淚水流給另一個男人，然後衝動地宣布，要將那條在夢想中存在了一百年的鐵路，堅實地鋪進斷腸一樣苦難的烏蒙山區。
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詩人楊長才和朱鎔基，一位代表著用河流一樣的堅韌與沉靜展示出鄉土山水中最深的底蘊；一位代表著河流一樣的激情與果敢，爆發出山水鄉土中最強的力量，要用鋼鐵給這片海拔多在兩千米以上的山山嶺嶺鋪陳出一條詩歌之路。
一條河的死生除了天籟誰也作不了主。
烏蒙山上唯一作為口糧的洋芋成就一條鐵路的命定，是後來發生的。
火車一響，黃金萬兩，這是所有夢想之中，最為富有的一種。
透過公開的資料，如那位叫楊長才的彝族漢子一樣不斷在命運中掙紮的烏蒙山鐵路之夢，始於一八九八年英國人戴維斯的踏勘；一九〇五年，滇省官商著手籌建；一九〇九年，清朝政府正式勘察，後因辛亥革命爆發而停止；一九一七年，北洋軍政府剛剛開始考察，又因軍閥混戰而再次停止；一九二三年，國民政府也曾謀劃過，其後來決定改建公路，實因工程浩大，且國共兩黨內戰愈演愈烈，國力不濟下的不得已而為之。等到一方潰頹，一方輝煌之際，這鐵路在地理上也變明晰了許多。到底是用鋼鐵來鋪，比不了河流的暢快，一九六二年共產國際內部論戰升級，蘇聯專家突然撤離，鐵之路到底還是沒有走近烏蒙山中的河流。
一條路，一條以鋼鐵作為筋骨的路，最初的命運是在無可奈何之中經受著戰爭的揮霍。當年的抗日戰爭，迫使交通阻滯的大西南成為戰略後方，為便於軍運，川滇鐵路終於閃現出曆史中第一次輝煌。可惜倉促之中建成的從昆明到沾益的一百七十三公裏路線，隻維持到一九四八年前後就被徹底廢棄。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國第七艦隊一百二十五艘軍艦、六百餘架飛機開進北部灣，明裏揚言，暗中使招，都是為了要教訓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暫時放棄對詩歌的酷好，直截了當地說：要準備打仗，準備大打，準備打常規戰爭，也要準備打核戰爭！為了更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誌，毛澤東甚至還用上更加直白的語言：“鐵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覺，沒有錢，把我的工資拿出來，沒有路，騎毛驢去，沒有鐵軌，把沿海鐵路拆下來，一定要把成昆鐵路打通。”不需要詩的時候，最有影響的語言是命令。一條比夢想更長的鐵路就這樣在與迫在眉睫的戰爭賽跑中突然變成了現實。隻是對烏蒙山來說，一千零八十三點三公裏長的成昆鐵路，全部建築在最方便戰爭機器運轉的別處。
雖然戰爭造就的那條鐵路同樣堪稱世界奇跡，那些如《高爾基土豆》一樣的詩文反而更有理由表達自己的悲愴。在鄉土最底層裏滋養著極貧極困日子的洋芋，注定要等到隻會用靈魂與血肉賦詩的兩位詩人相逢，才能了卻這整整一百年的大夢。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後，某一天，在一個聚會上與詩人劉益善談起彝良和昭通，談起我對《高爾基土豆》的創意。慢慢地，終於說到一九九六年情人節那天的遺憾。劉益善突然將聲音提高好幾倍，用那毫無詩意的語氣直截了當地表示，當年兩份青年報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消息，其中因為妻子丟了家中僅有的兩角錢，而被丈夫剁掉兩根手指的慘痛事故，就發生在昭通。我驚愕於劉益善的肯定，就在他所說的昨天，因為要寫一段文字，他還將這件被歲月塵封的往事從日記中找了出來，像我一樣，久久地對著那絕難相信的真實再一次驚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