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計”的人懂得：要在社會立足就要結交高人，但若眼光隻顧一處不及其餘，有朝一日靠山一倒，牆倒眾人推，必使自己身陷險境。
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之初，為了能取得百姓的信任與支持，便在國都鹹陽的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杆，聲明說，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去，便賞他十金，事小而賞重，老百姓都覺得很奇怪，誰也沒有幹。商鞅又宣布：“能搬到北門去的，賞五十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中年漢子抱著試試看的心情給搬了過去，商鞅立即給了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說話是算數的，接著便頒布了變法的命令。
頒行一年多，但反對者無數，連太子也不以為然，一再犯法。商鞅說：“變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貫徹執行，是由於上層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開刀，刑之以法。可是太子是國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結果便拿太子的兩個老師當替罪羊，一個被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當時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寵信，權勢極盛，太子拿他也無可奈何。
商鞅的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經過十幾年的時間，秦國的國力得到了極大的充實，武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由一個西部的邊鄙小國一躍而成為七雄之首。
然而，正當商鞅的權勢如日中天之時，秦孝公死了，太子繼位，是為秦惠文王。他一上台，他的老師便出麵告發，說商鞅想要謀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匆匆忙忙逃離鹹陽，當他來到潼關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絕收留他，說道：“根據商君的法令，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是要進監獄的！”
商鞅這才是真正的作法自斃，他走投無路，被收捕，車裂（即五馬分屍）於鹹陽街頭，家人也被滅族。
商鞅，作為一個改革家，在改革大業上他是一個英雄，但在如何做人上他卻是個失敗者，不懂得給自己留下一條後路。
吳起是戰國時的一位軍事家、改革家，深得國君楚悼王的倚重，任命他為相國，主持楚國的變法。他變法的一個主要的內容便是“損有餘而繼不足”，把矛頭指向在楚國根深蒂固、勢力雄厚的貴族，剝奪他們的田產，廢除他們的特權，並將他們遷移到偏遠的地區去開荒種地。
因此，吳起遭到了舊貴族勢力的強烈反對和憎恨，隻是由於楚悼王的支持，這些人一時還奈何他不得。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吳起的後台沒有了，那些仇恨積壓已久的舊貴族們再也按捺不住複仇之心，立即對吳起群起而攻之。吳起無處可逃，情急無奈，一下子撲到了楚悼王的屍體上，他估計那些舊貴族們一定不敢再對他施行攻擊的，如果傷害了國君的屍體，那可是滅族的大罪。可那些瘋狂的貴族早已失去了理智，什麼也顧不上了，亂箭齊發，國君的屍體並沒有幫吳起的忙。吳起的變法觸犯了整個楚國上層統治集團的利益，隻要這個集團還存在，他的悲劇命運便是不可避免的。
商鞅雖然長於謀國，但拙於做人，他沒有想到，寵信他的秦孝公不可能陪他一輩子，未來的天下畢竟還是太子的，這樣的人怎麼可以得罪呢？
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商鞅其人，作為一個改革家，在政治上極具遠見的，他的變法政策，為秦孝公以後幾代秦國的國君（包括處死了他的惠文王）所信守，秦國因之而強大。
從處理官場的人際關係來說，吳起的遭遇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吳起以為，有了楚悼王這樣的最高掌權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無恐，放手大膽地去幹他所想幹的一切，而對其他政治勢力的態度可以不聞不問。殊不知，在政治舞台上，在官場上，沒有永遠不倒的靠山，像楚悼王這樣地位的人，你將他作為一個孤注，將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個人身上，有朝一日，他兩眼一閉，嗚呼哀哉了，你該怎麼辦呢？
就像一個老於棋道的棋手一樣，當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後，還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如何走，走一看二眼觀三，這樣你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裏，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作為一個有“心計”的人，不僅要照顧到方方麵麵的利益，又要瞻前顧後，考慮到事情的前因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