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二字就像鋒利的錐子一樣，直插進了李亨的心髒，明明虛弱的身子竟陡得繃直，胸口劇烈的起伏著。
“既然，既然賊亂已經平息，又，又何以至亡國呢？”
其實，秦晉說這話乃是根據他那一世的史實記載，藩鎮割據將好好端端一個唐朝折騰的死去活來，但若說定亂之後就有亡國之危也有些過於危言聳聽了。畢竟按照記載中的曆史進程，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仍舊苟延殘喘了一百五十年。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對於某些王朝而言，已經相當於它們由始至終的整個進程了。隻是在秦晉看來，如此一個大權旁落，又幾度被異族攻陷長安的唐朝，已經生不如死。
“陛下以定亂為由，大封節度使於各地，便宜處置各地軍政財權，將來如何收權，所設置的節度使，哪些需要裁撤，哪些必須保留，須裁撤者如何裁撤……諸如此類問題，不知陛下可有定策？”
“這……”
李亨一時語塞，在他看來，節度使乃是持節的使臣，權力均來自於天子，一旦完成了使命，一紙詔命將其召回便是，又哪裏需要什麼未雨綢繆呢？可從秦晉的話語中，李亨又察覺到了一絲不同尋常的味道，那就是這些節度使封出去容易，再想收回來則未必能夠如願了！
思忖了一陣，李亨又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支點。
“朕相信，年餘以來，陸續分赴各地的節度使都是忠心之臣，斷不會辜負於朕，若以大夫之揣度而用人行事，朕豈非被束縛住了手腳嗎？”
聞言，秦晉歎了口氣。
關於安史之亂所引發的藩鎮割據，秦晉曾不止一次的研究過其中的根由，最終所得出的結論卻是令人沮喪的。這種局麵的形成也絕非某一種原因而導致，從製度、經濟、乃至兵製等各方麵都能夠找到站得住腳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大亂之後，若想完全避免藩鎮割據的局麵，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不過，致亂的原因雖多，但也不是完全縷不清頭緒。
這事首先得從土地說起，唐朝經過李隆基統治近半個世紀，社會已經高度繁榮，而這種繁榮也必然付出相應代價，其中影響最為深遠和嚴重的就是土地兼並。要知道唐朝的立國之本是均田製，一旦土地高度集中在權貴大族手中，必然就會有大批的良民喪失土地，而成為依附於土地所有者的佃農。
隨著土地兼並的日益嚴重，均田製跟著土崩瓦解。如此一來，和均田製互為表裏的府兵製也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唐朝前期，府兵是主要的軍事力量，由均田製的受惠者，也就是世受永業田的良家子作為主要兵源。然而，均田製瓦解，使得擁有土地的良民越來越少，各地的折衝府無法征發到足夠的兵額。久而久之，府兵製也隨之難以為繼，變得行將就木。
可唐朝的疆域太過遼闊，從西域到大海有著漫長的邊疆線，契丹人、大食人，吐蕃人都是唐朝年年征伐的對象，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契丹人，對於這個近幾十年崛起的強大凶悍部族，每每都必須以重兵圍剿。
可府兵又沒有足夠的兵員來支撐這些戰事，於是就轉而以就地募兵代替府兵。沿著唐朝的各個邊鎮重地設置節度使來代替以往的行軍道大總管，節製提調這些就地募集的邊軍。與此同時，又為了使邊軍發揮最佳的戰鬥力，軍糧補給也改為就地截留地方的租庸調。所以，節度使往往又兼任一道乃至數道的製置使，架空了各地的郡太守，成為地方上最為實權的大吏。
如此一來，原本完善的府兵製就此名存實亡。當年的府兵一旦沒有戰事就會將歸於朝，兵散於野，而改行募兵的邊軍則為常備軍，一旦節度使任職期限過長，就難免會形成兵將隻知主帥而不知有朝廷的危險局麵。
就拿安祿山來做例子，為範陽節度使近十年，同時又兼任河東、盧龍節度使，也就是說整個黃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兵員均在其職權掌控之內，唐朝邊軍半數以上的精銳都在其麾下。如此重權在手，就算普通人恐怕也很難不產生異心吧。
李隆基在這一套製度失衡的泛濫與蔓延中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過於自負使得他把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朝堂之上，而沒有思考究竟如何才能製約地方上日漸失衡的權力格局。如果他能早一日發現問題，對這種失衡做出一定的調整，唐朝也未必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對於時下許多大臣把安祿山的造反歸結於楊國忠的過分逼迫，秦晉是不屑一顧的。就算安祿山現在不反，將來也早晚必反，因為在一個權力製約失衡的體係內，他掌握著唐朝近半的精銳兵力，不反才是反常。